“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
——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
张仕一
(扶正阁荆州,江夏郡430079)
前言:军阀问题是贯穿东秦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东秦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开国时期的特殊局面,东秦在建立之初,就产生了军阀割据的萌芽,东秦前两代皇帝(高祖、太宗)为加强君主**与中央集权,也曾尝试过一系列措施,企图消除军阀割据。但由于一系列政局变动,东秦中央对军阀割据问题的打击常常被迫中断,最终导致军阀割据状况不断加深,军阀问题最终形成,并对东秦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间接导致了东秦帝国的覆灭。
一方面,由于军阀问题在东秦历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极为深刻的影响,出于对东秦军阀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出于能够为西秦初年解决军阀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杨聆在编纂《前秦书》时,特意编写了一篇《军兵志》,并对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展开了述论。本文即将以《前秦书•军兵志》(以下简称《军兵志》)为中心,对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进行探讨,以期形成对东秦军阀问题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
一、《军兵志》内容安排的浅析
杨聆在编纂《军兵志》时,对其内容的安排是有较为严谨的逻辑的。首先,杨聆在志序中指出了由于东秦百年间权力斗争较为频繁,军事极为受重视,引出了《军兵志》的写作原因:
•戎马郊生,兵戈日见,故用师动戎之岁常有,偃旗息鼓之年少寻,以是军兵之事,素为皇朝所重,兹广录制度,以为《军兵志》。①
随后,杨聆以“由内而外”为逻辑,先后介绍了东秦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制度。
紧接着,杨聆在介绍完地方军事制度后,进行了长段对东秦军阀问题形成的叙述:
•高帝开阳中,方事兵戈,寄任爪牙,于是委师旅乎鹰犬,推虎符于名帅,为州牧者或为军将,或加都督,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洎乎太宗昌武中,遂思强干弱枝,乃增设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九镇,各置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权使州牧兼摄,以期徐缓图之,奈何赵氏篡逆,业力中折。
至于光宗摒排妖雾,霁清邪氛,遂再谋其事,于是新除刺史,若非军功显赫,鲜有加都督者也,若陈令、江伯之、薛正、耿他、杨玉、容缀(注曰:并州刺史,见《虞晃传》)、王韬(注曰:幽州刺史,见《公孙赫传》)、陆增林者皆未尝加都督也。降及穆、熹,亦从其制,萧豹、何缜、梁准、栾渊者,咸无都督。然又会鞑靼肆虐,神洲喧哗,皇朝委戎马于州郡,将帅逢际会而称兵,于是豫、冀两州,都督复置;幽、并二方,太守专骄。三朝之积(注曰:光、穆、熹三朝),遂成空矣。②
最后,在“史臣曰”中,杨聆对东秦军阀问题进行了简短的总结:
•史臣曰:皇秦兴帝业于戎马,推封疆乎将帅,于是州方之势日盛,京师之力寖衰。太宗察其弊祸,遂潜思易革,奈何天妒雄主,英年蚤崩,孝宗、恭宗以冲龄奉纂,权持杨、赵,列藩诸岳遂锁域塞土,以俟成败。光宗举义东海,殄刘叛寇,重光天下,整顿金瓯,乃复踵太宗之遗业,拯宿累之深疾。不幸功垂成克,鞑靼放毒,乾坤震荡,山东扰攘,皇秦为翦勍狄,委寄牧守,于是北宇诸州之藩岳,得专军政于一身。爰及西京,跋扈嚣张,骄横猖獗,山东不听王令,河北靡从号召,满目乱臣,遍地贼子,敢距抗王师,冲犯车驾,成皇朝心头之患,寔帝室当务之急矣。③
可以发现,在杨聆看来,西秦时期,军阀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成皇朝心头之患,寔帝室当务之急”。而军阀问题的萌芽,则在高帝开阳年间,武将实现了“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随后太宗试图“徐缓图之”,但由于赵献篡位,最终“业力中折”。杨聆此段结束于此处,而下一段的开始为“至于光宗摒排妖雾,霁清邪氛”,即宏长末年实现中兴,当是以此前为一个阶段,应是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阶段。下一段则为东秦军阀问题的“发展”阶段:光宗面对已经形成的军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继的穆宗、熹宗因循其政,但最终由于鞑靼之乱,军阀势力重新壮大,此前的努力,“三朝之积,遂成空矣”。
总之,杨聆对《军兵志》内容的安排可以简单概括为:先通过志序引出编写原因,在正文中依次介绍中央与地方军制,在介绍完地方军制后,顺水推舟地对地方军阀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阐述,并在“史臣曰”中进一步总结了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问题严重性。
二、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
按杨聆在《军兵志》中的看法,东秦军阀问题(或言军阀割据局面)形成阶段当为东秦开国至于光宗中兴的实现。笔者认为,东秦军阀问题的最终形成,应以宏长七年诸侯晋封国公为标志:东秦起初并无臣子得授“公爵”,有功之人一律封侯,而宏长七年诸侯晋封为国公,尤其是高冰、任景、迟正烈等人晋封为国公(其中迟正烈被封为“九真郡公”,但本质上与“国公”无太大差异,《前秦书•地理志》更是直言“以上交州八郡,为九真国地”㉜),从法理上标志着其地位已超一般功臣,可以“建国”,为其世袭割据提供了法理基础,因此应视为东秦军阀问题最终形成的标志。而在此之前,简单划分来看,东秦军阀问题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三个阶段,分别在“高帝、太宗时期”(开阳、昌武年间)、“孝宗、恭宗时期”(延昌、登丰年间)、“光宗初期”(宏长年间)。
(一)萌芽
东秦军阀问题的萌芽始于高帝时期。高帝以弓马取江山,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非常依靠武将的力量,导致武将集团实力的不断壮大。这些武将被委以封疆重任,驻守一方,埋下了军阀割据的种子。
在高帝统一天下后的初期,这些被委以封疆重任的武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勋贵,另一类为原不属秦但后来投靠的地方势力。前者的主要代表为:雍州牧管恒,荆州牧刘停,冀州牧赵政,幽州牧赵之扬,凉州牧李柯良,豫州牧韩丰,益州牧刘提;后者主要有青州牧高岁,兖州牧任成,交州牧迟然。可以发现,州牧之职大量被武将集团所占据,且这些武将往往同时兼任“都督某州诸兵事”。武将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显然具有形成军阀割据的隐患,尤其是青州、兖州、交州,由于其原本是独立的力量,因此在其境内统治的独立性更强,甚至具有“爵官皆世袭罔替”④的权力,割据倾向更强。《军兵志》中所谓的“高帝开阳中,方事兵戈,寄任爪牙,于是委师旅乎鹰犬,推虎符于名帅,为州牧者或为军将,或加都督,兵民大政,独以断衡,分疆画域,裂土一州”⑤,便是对这一时期武将具有较强割据倾向的描述。
面对这种情况,秦高帝在完成统一战争,将重点转向政权巩固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限制武将集团坐大。包括:
1.对新攻占的两个州——徐州和扬州,高帝选择派遣文臣而非武将任州牧,分别以郑谈为徐州牧,冉季为扬州牧。
2.将边关重镇并州交给自己的儿子小狼王(即后来的太宗皇帝)。
3.豫州牧韩丰投降鲜卑后,高帝也以文臣严豫为州牧等。
但由于高帝统一天下之后的统治时间有限,武将集团势力较为强大,难以在短时间内采取极端措施完全抑制武将集团的发展。况且,高帝虽然完成了内地的统一,但北方游牧民族鲜卑势力正值强盛,“频犯边鄙,杀害长吏,掳掠百姓,颇为祸患。”⑥西南的蛮爨,东南的山越等,也都威胁着秦帝国的边境,高帝又不得不依靠武将集团来保卫帝国的安全(如扬州牧冉季去世后,高帝又用武将张骁为扬州牧)。因此,高帝在位时期,对武将集团的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高帝去世之后,秦帝国经历了第一次政治变动,即太宗的“讨不孝”事件。太宗以藩王举兵,进攻中央,讨伐“废太子”,在此之时,地方各州的态度与倾向极为重要。而废太子缺乏战功,军营经历少,“好文房之事,频与墨客交通”⑦,是与文臣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与当时控制地方各州的武将们却没有太大交集。相反,太宗皇帝军营经历多,战功卓著,“频立战绩,名震大漠”⑧,与武将集团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当“讨不孝”事件爆发后,与太宗曾有共事经历的冀州勋将赵政、幽州勋将赵之扬公开支持并帮助太宗,其他诸州多持观望状态,而实际上对于当时的局势来说,作为理应听从中央命令的地方各州不支持中央,也就等同于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太宗(都云令对此即表达了批评,见下引《高齐武缪公世家》都云令注):
•太宗讨不孝,书召之扬、政。赵政曩与太宗共平晋方,之扬又娄与太宗同抗鲜卑,情好颇密,而太宗许二赵以将尊(注曰:谓事成之后,高尊其官位),二赵遂助太宗,表从讨不孝,转运兵粮以资太宗(注曰:而身不往者,盖犹欲观望也)。⑨
•高帝崩,废太子秘不发丧,太宗讨不孝,废太子惧,召圣王入洛,平(王平,时为凉州牧)谏王(圣王)曰:“皇家内事,太子不发丧,于礼有亏,小狼王又骁勇,王盍如此?”王虽不听,而太宗闻之,稍喜。⑩
•二十二年,太宗讨不孝,檄文各州,太子亦檄,二文并至,玉弟青州司马兼济南太守岳问曰:“君侯何如?”玉曰:“此皇家内事耳,你我兄弟但保州不为寇盗而已。”(注曰:臣以为,天子之使岳牧,出则守土,入则匡主,何以“皇家内事”而袖手乎?臣窃以为不然)⑪
•太宗讨不孝,传檄兖州,废太子亦召成(任成),成两不应答,守境而已,人或劝之,其但曰:“宁无盛功,不可有过矣。”⑫
•开阳末,太宗讨不孝,时提(刘提)疾笃卧病,竟不能决策,遂惟待时势耳。⑬
•太宗讨不孝,废太子与太宗檄文并到,骁问其长史景正曰:“何以抉择?”正对曰:“君岂有三公之命邪?”骁对曰:“我一介武夫,何敢贪三公?”正对曰:“君藩牧吴越,都督全州,三公二台之外,几位极人臣。今太子、小狼王者,并秦家血脉,又各言据理,君既无登三公之心,何以弃此而从彼邪?若有差池,欲复求州牧,其可得乎?但守境安民,谨防山越生事,足矣。”骁从其言,遂保境而不示向背,并报书太宗与废太子,言山越窥伺,不能迁身。⑭
郜觉在《开皇四名将别传》中,对当时的局面有所介绍:
•案,时皇朝诸部,青州齐文宣公、兖州魏武庄公、交州九真武安公、凉州王平、益州刘提及骁(张骁,时为扬州刺史)并不示依从,惟圣王以雍州、明王以荆州、豫州以州牧严豫方卒而为洛阳遣使所发,得以兵助废太子。而太宗以并州精甲,从二赵幽、冀之骑士,势力甚盛,遂得克废太子。⑮
故而可以说,太宗能够成功“讨不孝”,夺得帝位,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武将勋贵的帮助,而武将勋贵经历“讨不孝”之后,独立性也有所增强。
但太宗作为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不能放纵武将势力等增长,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太宗选择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方式来削弱武将在地方上的力量:设置节度使。
关于设置节度使,《前秦书•通纪》中记载到:
•(昌武元年)十二月,诏立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九镇,各设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以赵之扬为卢龙节度使,赵政为范阳节度使,公孙禾为雁门节度使,王平为姑臧节度使,高玉为东莱节度使(注曰:高玉者,高岁弟也,高岁往年薨,史以其德行不佳,不录于《通纪》),李忠为剑南节度使,何超为朔方节度使。斯人除何超非为州牧,缘雍州牧为圣王也,余人则各兼为州牧。⑯
按记载,节度使与刺史高度重合,似乎其设置并无意义,但杨聆在《军兵志》中进行了解释:
•洎乎太宗昌武中,遂思强干弱枝,乃增设卢龙、范阳、雁门、姑臧、东莱、剑南、朔方九镇,各置节度使,统将兵,不为州府所制,无战时亦行屯田之法,权使州牧兼摄,以期徐缓图之,奈何赵氏篡逆,业力中折。⑰
太宗皇帝所设节度使,虽然最开始由刺史兼任,但其在权力上实现了“军政分离”,太宗的计划是,在此基础上,逐渐使“节度使”与“刺史”非同一人,进而实现军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打击地方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倾向。只不过事与愿违,其努力由于太宗英年早逝,杨零专权,赵氏篡位,被迫中断了。
除了设置节度使之外,太宗还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以增强中央或皇室的力量,以加强中央集权,包括:
1.改组禁军,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太宗在夺得皇位后,对中央禁军进行了改组,分为中军与内军,并将人数增加了一倍,设置了两名“中二千石”的禁军领将:
•太宗诛讨不孝,奉纂辰极,乃废典军校尉,分禁军为中军、内军,各增其员与旧禁军同,分设中领军、中护军,皆秩中二千石。始以陈瑞为中领军,总督中军,巡警皇城;马境为中护军,总督内军,捍保禁宫。领、护之下又有领军校尉、护军校尉,秩二千石;校尉下有中尉各二员,中千石;中尉下有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⑱
2.使诸子孙就国,掌握地方力量。太宗对其得以幸存的诸子孙,都进行了实封,使其掌握地方力量,甚至还将扬州牧一职给了诸子中较有名才的宋公,并使较为武勇的唐公跟随协助宋公:
•昌武元年,封(秦裒)为吴国公。四年,之国,以吴郡顾途为吴国内史……昌武元年,封(秦它)为闽国公。四年,之国(笔者注:按《光宗本纪》,闽国属郡为会稽)……昌武元年,(秦玉)以嫡孙封为巴国公,四年,之国。⑲
•昌武元年,封(秦良)莒公。太宗欲以之为太守,晋王请曰:“儿臣不乐世务,若拜守令,恐上污父皇圣明,下负百姓安生,惟请单以王之国,谈学以终鄙志。”太宗叹曰:“此儿恐不能成事矣。”遂许晋王白衣之国。⑳
•昌武元年,封(秦宁)宋公,四年之国,会扬州牧张骁病卒,太宗欲树宗子于藩州,以宋王有材华,遂拜宋王为持节、都督扬州诸兵事、扬州牧。㉑
•昌武元年,封(秦京)舒国公,四年之国,会宋王牧扬州,太宗惧门阀士族难宋王,遂又以唐王为庐江太守,特诏以京师禁军二千人随之郡,声言备讨山寇,实则守卫江西。㉒
3.扶持外戚势力。“太宗还积极扶持后族,大力提拔杨氏的兄长杨零,至于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太宗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主要是以外戚势力为一支力量,试图与门阀、军阀实现权力平衡,保证秦王朝的稳定……”㉓
4.对于不是原本独立力量的各州(即荆州、兖州、青州、交州之外),州牧去世后,太宗大多未使其官位世袭,而是另命州牧。如益州牧刘提去世后,以李忠继任;扬州牧张骁去世后,以秦宁继任等。
5.任命从晋阳跟随入京的功臣为州牧。如任用公孙禾为并州牧,何超为雍州牧等。
但毕竟太宗夺得帝位,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武将勋贵的帮助,而武将勋贵经历“讨不孝”之后,独立性也有所增强,因此,太宗并未能有效有力地削弱武将集团在地方的势力,武将集团在地方上的势力仍很强大,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种子。
(二)初步形成
由于太宗皇帝的英年早逝,东秦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面对太子年龄尚小的问题,太宗皇帝不得不选择了分别代表外戚、勋贵、门阀三方势力的杨零、赵之扬、邓甫进行了托孤,并出于对妻族的信任和对势力并不强大的外戚的放心,太宗将选择杨零为托孤大臣之首。
但杨零显然缺乏才能,专权跋扈而贪图享受,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武将势力的增长与割据倾向的增强,甚至允许了益州出现刺史世袭的现象:
•延昌二年,丁父(指李晚成父亲,益州刺史李忠)尤,州中表(李晚成)为刺史。㉔
赵默在长期计划安排后,铲除了外戚杨氏。而赵默在铲除杨氏的过程中,与太宗“讨不孝”相同,依靠了武将势力的帮助:
•(赵默)于是数罪杨零,发死士入据京师,传檄凉州刺史王平、冀州刺史赵政、幽州刺史赵演、兖州刺史任澜,闭诸门,公卿皆赞成之。又之扬宿将重名,军中甚存威望,故京中将卒,悉听默调遣。㉕
因此,地方武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独立倾向也进一步增强。同时,从杨氏专权到赵氏诛杨氏,再到赵氏弑君专权,中央变动频繁,也削弱了其对地方的控制力,地方武将遂得以增强其割据倾向,以至于不听中央号令,军阀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登丰元年,(刘傥)起为荆州刺史。时赵氏**,傥知将有变,遂阴练勇壮,假讨蛮为名,弘扩行伍。三年,赵献欲征之,傥称疾不赴。㉖
•登丰年间,赵氏篡逆之迹颇章,冰(高冰)乃练士积粮,声言讨伐山贼海盗,实欲备赵氏。㉗
•赵氏既诛杨零,阴图颠覆,惧于宋王,屡使人征之,宋王知赵氏所为,故每辞以山越扰动,不果行,赵氏惮之(注曰:惮之而不敢强征)。宋王则潜集木石,藏于仓林,以备所需。㉘
•登丰二年,赵氏矫诏征晚成(李晚成)为吏部尚书,晚成知赵氏跋扈,以是辞疾不就。㉙
•西域都督安罗卒,将吏推之,镜(马镜)乃遣使请策命于洛京。时赵默掌权,有篡逆之心,欲安稳四境,乃许之。使还,镜问所闻,使者对曰:“闻天子以赵太尉(注曰:赵默尝为太尉)为太宰、燕王,许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镜大惊曰:“此圣、明之礼,非人臣若赵太尉者宜加也,盖中州将有事矣。”遂命诸塞备严,西域各国遂疑。㉚
(三)最终形成
经过东秦初年的发展,一些地方武将的独立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最终在光宗宏长年间的中兴事业中,东秦军阀割据的局面终于形成。
东秦得以“中兴”,最根本的原因自然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所谓“天下黎民,心犹在秦;四海文武,忠心不变”㉛,但地方武将势力的支持,也是中兴得以实现的至关重要一原因。在七年的讨贼战争中,以刘傥、高冰、任景为代表的地方武将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乘势提到了其地位与独立性。最终,在东秦帝国实现“中兴”之后,原有的地方武将势力多被封为“国公”,得以建国,其地方割据获得了法理上的保证,东秦军阀割据的局面与问题也随之正式形成。
尾注:
①—③、⑤、⑰—⑱(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67《军兵志》。
④、⑫《前秦书》卷14《任魏国公世家》。
⑥《前秦书》卷59《北狄类•鲜卑》。
⑦、⑲《前秦书》卷11《诸宗室世家》。
⑧《前秦书》卷4《太宗本纪》。
⑨《前秦书》卷48《赵政赵之扬传》。
⑩《前秦书》卷24《王平传》。
⑪、㉗《前秦书》卷13《高齐武缪公世家》。
⑬(东秦)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卷3《刘提别传》。
⑭—⑮《开皇四名将别传》卷4《张骁别传》。
⑯《前秦书•通纪》卷14。
⑳《前秦书》卷16《晋王世家》。
㉑、㉘《前秦书》卷17《宋王世家》。
㉒《前秦书》卷18《唐王世家》。
㉓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
㉔、㉙《前秦书》卷19《李商国公世家》。
㉕《前秦书》卷49《赵默赵献传》。
㉖《前秦书》卷12《明王荆州世家》。
㉚《前秦书》卷62《西戎类•西域都督府》。
㉛《前秦书》卷55《文学类》。
㉜《前秦书》卷64《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