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虚道德天尊 第四百五十九章.勿看

第四百五十九章.勿看

武则天痛失爱子，还被朝中从臣疑为自己谋杀，又遭一顿谈论、非难。(顶点小说手打小说)她心里愤慨而委屈，五内沸然。这让她心中更有数，众臣是想把她搞下台，说来说去还因为她是女人，女人执政犯了男人的大忌，也为千古礼法所不容。无论主观与客观，她都不能后退，不能屈服，当年长孙无忌的势头也没让她低头，何况如今呢？主观上，她就是要向世俗挑战，看看女人能否治好国，她要干一番事业给世俗看看。客观上，高宗身体坏下去了，长子死了，次子显然不成熟，不能马上继统当皇帝，朝内的政务，国家的大事，还得她来管，丈夫和儿子的事，谁来担当啊？

他崇拜唐太宗，她要好好动点脑筋，制一个通盘治国的东西来，像唐太宗当年那样，上下其手，文武兼修。不知那时用不用纲领这个词，如果用的话，她要制一个治国的纲领了。

唐太宗的东西她太熟了，晚上回忆一番，如数家珍。她想起了太宗晚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吧，转年太宗就升天了，那年自己25岁了。就是那年，太宗制过一个文件，叫《帝范》，共说了十二件治国的大事，故称《帝范》十二章。

李治能否记得她不知道。但她记得。太宗在翠微宫养病，她和做太子的李治随驾护理。一天，太宗在翠微殿里严肃地把一本御册交到李治之后，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即一旦我死了），更无所言矣”当时李治只是跪地哭泣，这等于向他交待后事了。太宗无奈地看着这个懦弱的儿子，摇摇头，接下来说：“你该向高明的人学习，取上法仅得中法，取中法仅得下法。我一生有很多错误：享受锦衣玉食、居之宫室台榭、玩之犬马鹰隼、四方游乐。这些，你千万不要模仿。我也有些功劳：弘济苍生、开疆拓土。有了功劳，人们才原谅了我的过错。但是，比起更好的我就惭愧啊你没有我的功劳却继承了我的富贵。竭力为善，尽得安宁；骄惰奢纵，自身难保；治国成迟败速；君位失易得难；千万珍惜慎重啊”[原文见《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以太宗之气魄，以这么严肃的态度向李治交待，等于是最后遗言、遗嘱。可见，交到李治手中的那本册子该是多么重要了。

当然，太宗的《帝范》并不保密，朝臣也尽知其内容的，武则天记得更清楚。其内容为一、君体；二、建亲；三、求贤；四、审官；五、纳谏；六、去谗；七、戒猛；八、崇俭；九、赏罚；十、务农；十一、阅武；十二、崇文。

这十二条内容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作为一国之君，或是一个制度下培养的文人，归纳出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都不是难事。关键是否愿意努力去做，如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他自然不愿做这些治国爱民的事。他父亲是位明君，上面的事几乎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但他却没有坚持做，晚年也成了一个很凶恶的暴君。他的儿子正是接着**晚年的坏事，才做得比他父亲晚年还坏的。有的皇帝是愿意做的，但因个人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却做不好。李治就是这样的皇帝，他就无气魄，又无才情，他是做不来的。虽然他忠厚、仁爱，是儒家经典陶治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个一般的文化人，能做得很好，但做个治国的皇帝他就不合格了。

其实，武则天辅佐高宗20年了，这20年已经做了《帝范》中的好些事。但她毕竟不是个皇帝，她是在李治身后指挥着皇帝做的，想很好地做好那十二方面的事，自然是困难的。好比一个优秀导演，给他一个上不了台的演员，是演不好戏的。何况，台下还不断捣乱、不停地鼓唣，要把幕后的导演轰下台。

现在他仍然不是皇帝，可是她已不能不做，毫无退路，后退不堪设想。

对《帝范》十二章，她逐项内容分析着，由于条件不同，她比照着，看看哪些内容需要改。她要做一个最切时宜的，而且突出本朝特点和她武则天的特点。

《帝范》的前两个内容是讲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并通过团结诸亲王，建立起皇帝的亲族体系，做巩固皇权的宗族宗法基础。唐太宗鉴于皇族叔辈、子侄系庞大，做得好是一个血缘宗族关系网络，可最好地巩固皇权，做不好就会亲族为叛、父兄反目。这两条武则天原则接受，但她不愿再写再定，只能暗中注意。

求贤、审官、纳谏、去谗几项内容自然要做，但得变变说法，突出当务之急，突出时需特点。

戒盈、崇俭是要注意的，以往自己做过了的，要设法缓解，但也应具体点规定，不能照抄照搬。

务农一条是最实际的，这是富国富民的根本，要首先做好。

赏罚讲的是皇帝对臣民的恩威并治，按法律办事，赏罚分明，自然是一定要做好的，不然好坏一锅粥，谁还肯为皇帝卖力。

阅武和崇文，是帝王的武功与文治两端，自然重要。但也不能像这样的笼统，还要具体些。

经过她的反复思考，把前朝与当今相比照，总结唐太宗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自己辅佐高宗20年的经验教训。终于制出了自己的施政大纲十二条，请高宗定夺和实行。因为自己不是皇帝，仍然以“建言”方式提出，因此叫做《建言十二条》。和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章相对应。

让百官想起唐太宗，想起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表示当朝也要再造出个“贞观之治”来。

建言十二条[《新唐书》，卷76，《武则天传》。]

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yin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哀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第一条则是功谏农桑，轻徭薄赋。从两个方面发展国家的农业生产，是历代明君的富国强民国策。一方面大力鼓励农民加重耕织，发展农副两业，一方面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前代如西汉初期、“贞观”前期皆实行此策，是故国泰民安，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第二条规定，免除京师长安畿辅重地京兆、冯翊、扶风之地人民的全部徭役负担。让京城周围人民全力投入基本建设，以巩固国都。

第三条是她总结了历朝教训，尤其是贞观后期和本朝的东西用兵的教训，打算停止武力征服，和戎四方，使四海昇平，和平友好。

第四条要禁止朝廷各部门的奢侈浮华风气。南、北、中、尚，是指宰相府，俗称南衙；中央各直属机构，俗称北衙；中是指中书省，也称右相府和西台；尚指尚书省，也称都台、文昌台、中台、南省，亦是宰相府。总之，这是泛指中央各机构。

第五条是要精减土木建设，节约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尤其宫室建设，历代皆有深刻教训。先时对东都的营建，已造成开支和劳力负重，管民已有怨言。

第六条和第七条，是要让官员们敢说话，向朝廷建言和批评；但也不能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她自然是有所指的，以往不少人造谣攻击陷害她。但只要不是恶意地胡说八道，皇帝要有纳谏的雅量。

第八条是要王公以下的臣民，都要读《老子》这篇文章。其目的显然，她知道高祖建唐时曾将李家先祖附会于唐尧，又称李家鼻祖是老子李聃，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她这是投其所好，让李氏王朝宗亲和百官，别总认为她是武氏的女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借此表示她是李家的媳妇，没有外心。

第九条是武则天借当时的丧葬礼仪中的一条，来提高妇女的地位的。古代社会，长辈去世了，在居丧期间要根据服丧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服饰有所不同。共分五个等级，即斩衷、齐衷、大功、小功、缌麻。斩衷是最重之孝服，以粗麻布做成，不缝边，斩布成衣。子女为父，妻妾为夫，服期三年。齐衷是第二等丧服，以熟麻布做衣，缝边整齐，故称齐，丧期又分四等，前两等是：如父亲已去了，寡母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而如果是父亲健在，母亲去世了，儿子只要为母亲服一年孝就行了。（因居丧制度相当复杂，此不宜多用笔墨，仅以文中所涉内容，约而述之）武则天感到这种制度对女人太不平等，妻为夫、子为父要服“斩衷”三年；而父亲健在，子为母（夫为亡妻）只服“齐衷”一年。（实际上，女子在居丧制度中的受轻视内容很多，此亦不多涉及）因此，武则天才把其制度改变，让父母既男女平等。不知这内容是否实行，若实行了，那其他还涉及女子的许多内容，是否也改了，乃无据可依。实则，武则天据此仅表示提高妇女地位。

第十条是说在上元年以前，就是说今年以前已经取得勋官身份的人，不再审查追缴勋官的身份（包括证件）了。这里反映唐初的一个背景：时因征战需要，大量招募军士，按战功得到了勋赏，被称“勋官”。勋官不是职事常官，没有职守，但享朝廷的土地赏赐，称“勋田”。三至五品的勋官可参加职事常官的铨选，合格者可得到实职官位，二品以上的勋官，可享门荫特权。但唐初同时规定：凡战事结束，军人要大批除役归里。因此，对取得勋官资格的要进行特别审查，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的勋官证件，更要严格审核。有问题的有虚假不实的，要取消勋官资格，收回证件。武则天规定，是在于宽限对勋官的审查，收拢人心。

第十一条规定京官八品以上的官员，普遍增加俸禄。“益廪入”，廪即增益谷仓，意指提高俸禄标准。

第十二条是指那些任职年头很长，有实际才能却官位较低的，可量才进阶。这一条，包括前两条，是武则天关心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的进阶和待遇，以便努力工作，使国安也得到了可用之才。

武则天的《建言十二条》突出了强国富民、善用人才、广开言路、团结少数民族、禁止奢浮、提高妇女地位、笼络官员、缓解矛盾等重大方针政策和策略，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纲领。

高宗见后非常高兴，史书称“诏书褒美”，并立即执行。

但究竟执行得如何，效果又是怎样，传统史书是不愿记述的，有的史书透露一点这方面的信息，还往往带有讽刺、贬抑之意味。

武则天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而且往往大破常规，突显举动。例如：奖励农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最为重要。她就是上元二年（675年）的三月西已日举行了隆重的亲桑和祭祀先蚕的仪式。

祭祀先农和先蚕是我国皇帝制度中的一项礼仪规定。按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礼仪，每年春三月上亥日，皇帝百官祭先农，亲自扶犁耕地，谓之“亲耕”，行“籍田礼”，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同样，皇后也率内外命妇祭先蚕，行“亲蚕礼”[《唐会要?皇后亲蚕》，卷第260-261页。]。举行这种仪式，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大都在都城的近郊，隋唐改在宫苑里进行。都有固定的人员，并设有观台，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但武则天为号召臣民重视农桑，表示她制定政治的重要，她打破惯例，到洛阳邙山之南以前所未有的隆重规格举办亲蚕仪式，不仅是朝廷内外命妇，百官和各地朝觐使者都要参加。他要通过这个仪式，表示鼓励农桑，发产农业生产的决心。对她的这一活动，《资治通鉴》留有一句记载：“三月，丁已，天后祭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资治通鉴》，卷202，上元元年三月。]

为倡节俭，武则天把按皇后服饰制度规定的十二道褶的罗裙，下令改为七道褶，并带头捐出自己的脂粉钱救灾。在她的号召和带动下，宫中嫔妃也不再使用高档奢侈品。这种节约所减轻的开支虽然有限，但对勤俭风气的兴起是有作用的。

武则天更重视选拔和培养人才，她要培养出能为自己的新政效力的人才来，而不是扯她后腿、拆她台的那些传统观念浓重的人才。

为此，她自行选拔了一批文学之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等人，到禁宫中从事修撰编书。撰成了《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内轨要略》《少阳正传》《孝子传》《乐书》等，累计达千余卷之多。

在修撰过程中，她常把朝中百官的奏表交给他们参看。朝中有了疑难问题，也让他们讨论辨驳。武则天这么做自然引起朝中大臣们的议论，认为这是分割宰相之权。因为这些人是武则天自行召集的，他们出入宫廷不经过朝廷的办公地点“南衙”，是由北门出入的，大臣们就不怀好意地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资治通鉴》，卷202，上元元年三月。]。武则天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他很重视自己的这个举措，也很赏识这些“北门学士”。她认为只有这么培养，才能避免朝中形成官僚集团结构，下层有才学者才能不拘资格被选拔任用。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武则天是首开殿试者。她曾经让高宗亲自参加面试，在九百多举子中一个个笔试，以便发现人才。还把选出的前几名待诏弘文馆，以便选用。议凤元年（676年），武则天又首开“南选”。唐初，朝廷渐为关陇集团把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重在选拔关陇子弟入仕，从而排斥了南方广大地区的人才。而且，各州县的地方人才，皆由都督府进行选拔。武则天要打破这一惯例，下令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充任使者，由御史监督，到桂、广、交、黔等州选拔。到她执政后，时间缩短，地区范围又扩大到岭南、福建等各地。这就彻底打破了都督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同时把选人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使各省各地的俊才都有了被选任官的机会。

由于史书的歪曲宣传，武则天成了恶人，把她的选官用人也全盘否定。认为她任用的也都是恶官，好官则是她打击、陷害的对象。该问题本书前已论及，此不多言。这里选一个裴行俭为例证，进一步证明武则天的用人原则。再者，裴行俭也是武则天年代的一个突出人物，亦应予昭显。

裴行俭原是长孙无忌反对武则天立为皇后的中坚力量，自废立皇后的争斗开始，他经常与长孙无忌等秘谋，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新唐书》为裴行俭立传，首先突出他的也是他反对立后之事。传文中说：“高宗将立武昭仪，行俭以为国家忧，从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秘议”[《新唐书》，卷第33，《裴行俭传》。]。一次，他们又开会研究如何才能阻挡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裴行俭的态度坚决，情绪激昂，不顾安危地大声说：“如立武氏为后，国家从此不得安宁了啊”谁料在场的袁公瑜把他的话向武则天母亲叙述一番。武则天听后大怒，向高宗说裴行俭悖旨。当时高宗一心要立武则天为后，而双方争斗又极为激烈，就马上下诏，把裴行俭由长安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远在西域之吐鲁番，虽然官位级别没有变，都是五品以上，但长安令近在京城，是当时所谓“京县”六令之首（六令为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被贬至西域极边，是被远远地流放了。

但是，裴行俭非一般仁宦可比，他是隋朝名将之后，个人才艺兼优，名重一时。贞观年举明经科，任左屯卫仓考军的小官。但是大将军苏定方很欣赏他，加意培养他。很快，他便才能显著，其谋略、战阵、远见都超出常人，被高宗升为长安令。由于他的文武皆优，很快名传西域，京城也流传着他在西域的故事。麟德二年，垂帘听政的武则天便升他为安西都护（都护府长官）。不久便又召入朝廷，升为吏部侍郎，为铨选要职。任职期间，他与同僚所定的《铨注选人之法》《州县升降》《资拟高下》等，都称著朝廷，以其“能”被时人传颂。

当时，他与同僚李敬玄同任吏部，铨选文武。一次，李敬玄向他引见了太原人王勃、华阴人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称赞他们的文名。但裴行俭看了看这四个人向李敬玄耳语：“士当以才干见识为首，然后文艺。王勃等虽有才华，终嫌浮躁，岂安享禄位者？”还说：他们连终寿也未必有；杨炯比较沉稳，可能还会有点前途。裴行俭的观察判断都被后事证实，说明他的远见和观察能力之强。而他选拔的助手如王方翼、程务挺、黑齿常之等，后来都成为名将。他向朝廷推荐的官员，仅做到刺史的就有数十人之多[《新唐书》，卷第34，《裴行俭传》；《资治通鉴》，卷203，永淳元四月。]。

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叛唐附吐蕃，再度兴兵，侵逼安西。唐廷计议欲发兵讨伐。吏部侍郎裴行俭向武则天建议，西域连年用兵，如今突厥又与吐蕃联合，不可再度出师讨伐了。今天有个兵不血刃的办法，即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为名，经过西突厥时顺便就可以解决。天皇、天后都同意这么做。

原来波斯（今伊朗，时称萨珊波斯）唐初已与唐修好，派使来唐。后因大食（今阿拉伯）连年向波斯侵扰，该国王卑路斯亲来大唐求援，高宗封他为右武卫将军，但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泥涅师还留在唐朝京师。

天皇、天后同意了裴行俭的意见后，命他为册送波斯王子使者，兼任安抚大食使。裴行俭奏请肃州剌使王方翼为自己的副使，仍令检校安西都护，以送泥涅师归国为由，间取西突厥。

裴行俭做过西州长史，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这次他们护送着波斯王子途经西州时，很多原来的属下等人都到郊外来迎接，裴行俭召集了千余人随他走，并愿意扬言：“现在天气太热了，不可长途跋涉，等天气凉了再西上。”西突厥的间谍把这话报告了他们的首领阿史那都支，他听后麻痹大意，遂不设防备。裴行俭便趁机召集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部首领，向他们说：“昔在西州，骑马射猎真快活啊今天还想再去游猎玩一玩，谁能陪我呢？”各部落的部从都争着跟随，一下子集中近万人。于是，裴行俭仍以狩猎为名，抓紧训练他们。几天后便率领这些训练好的战士快速西进，到敌方部落驻地十余里处停下来，还派人去敌营中问候阿史那都支的安好，表示出悠闲无事的样子。阿史那都支仍以为他们真是来打猎，仍无任何准备。然后，裴行俭又派人请他们一起打猎，便放心地率子弟五百余人，去见裴行俭。裴行俭佯表欢迎，暗中已安排停当。等到阿史那都支率众入营后，便闻一声炮响，伏兵四起，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捉拿了。然后，裴行俭率部突袭阿史那都支别部将领李遮匐军营，李遮匐也毫无准备，只好束手就擒。裴行俭执其二首，大功告成，便令泥涅师自回波斯，留王方翼守安西，修筑碎叶城（今古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自押两个俘虏返回京师[事见《资治通鉴》，卷202，调露元年七月。]。

武则天见他全胜而还，果然兵不血刃就擒住西突厥王，即使在先朝名将里也难找出这样智勇双全的大将来。于是，特设宴款待，嘉言褒奖：“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职。”任他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这两个官位是宰相兼大将军，兼赋文武极品，在朝廷中已不多见了。

这年十月，在贞观年间已被征服的东突厥又叛，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纠集二十四州酋长共计十万大军侵及定州（今河北定县），已深入到唐朝的内陆心腹地区了。天皇、天后派将率兵征讨，结果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突厥北进，一路打到营州（今辽宁朝阳），唐朝北部大部地区遭到侵扰。

永隆元年（680年），天皇、天后又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节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合兵三十去讨伐入侵的东突厥军队，所有将领一律受裴行俭指挥。裴行俭告诉大家：“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置粮车三百辆，每车伏壮士五名，由老弱兵数百人假作运护粮食，而将精兵伏于险要之处，以待敌人前来。果然突厥兵来抢掠粮车，老弱兵假装惊慌，弃车败逃。突厥兵把粮车赶到有水有草的地方，解鞍牧马，伏在车内粮堆间的唐朝军士，突然跃出杀敌，突厥兵大惊慌乱，而伏兵又起，几乎把抢粮的敌人杀尽。从此，唐军的粮车行走，突厥人都远远避开，生怕遭到裴行俭设计伏杀。

裴行俭师行至单于府（辖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的北部，天近黄昏，军士已筑好了大营备宿，裴行俭突发将令，让军队移驻高冈。诸将疑虑，皆言部队已安顿好了，不宜再动，但裴行俭强令移营。到了晚上，暴风骤雨，山洪倾泻，前所筑营地顷刻没于丈余深的水中.诸将庆幸免于水难，惊服他的神机妙算，问其中的原因，裴行俭微笑回答：“自今但听我命，不必问其所由知也。”[事见《资治通鉴》，卷202，永隆元年三月；《新唐书》，《裴行俭传》。]

裴行俭挥师北进，与突厥大战于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又名呼延谷），突厥连遭失败，首领奉节被俘。突厥人见大势已去，便杀死可汗阿史那泥熟匐，全部投降。捷报传至京师，天皇、天后派户部尚书崔知悌驰往抚慰，裴行俭安置突厥降众，引师回朝。

阿史那泥熟匐败，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结盟，再犯唐边。开耀元年（681年）初，突厥犯原、庆等州。唐廷再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之。以左武卫大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先行出击，与战不利。

七月，裴行俭率军在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的陉口（即雁门关陉岭关口），按兵不动，仍多以谋制敌。他先遣使与阿史那伏念申立盟约，劝攻阿史德温傅，再致书阿史德温傅，让他预防阿史那伏念的进攻。整得二人晕头胀脑，惊惶失措，都以为对方与裴行俭联合，各怀异心。裴行俭乘敌混乱之际，派遣轻骑掩击阿史那伏念的后路牙山，得其辎重和其家属妻、子人等。阿史那伏念遭袭退走细沙。裴行俭不给他喘息机会，率大兵追击。逼迫阿史那伏念使讲和，以擒献阿史德温傅本人为条件。裴行俭同意了他的投降不杀，限期令他缴献俘虏。果然在限期内，阿史那念执阿史德温傅来降。裴行俭再度得胜，把阿史二人押往京师。

永淳元年（682年），西突厥又反叛唐朝。天皇、天后复命裴行俭挂帅西征，但师未起行而裴行俭死于京师。享年六十四。天皇、天后痛失大将，赠以幽州大都督官衔，谥曰“献”。“献”的意思是奉献，裴行俭先获罪于武则天，然武则天不计前嫌，用为出将入相，果然为国屡立大功，奉献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裴行俭文武兼备，多才多艺。他的书法在当时极赋盛名，草书和隶书尤其佳绝。高宗和武则天都喜爱他的书法。高宗曾诏他书写《文选》，让他把文章书写在绫绢上，经常欣赏模仿，并赠送予许多贵重之物，以示奖励。武则天喜爱他的书法墨宝，裴行俭去世后，曾让人到他的府上要去了他书写的字贴[《新唐书》、《旧唐书》，《裴行俭传》。]。

裴行俭爱护、体贴下属，如他所言“抚士卒在心诚”。因此，史书上记载了他的许多故事，抚慰部卒的故事也有不少。

例如：裴行俭让手下取名贵的犀角和麝香，结果却丢失了。皇帝赐的名马、雕鞍，而部属竟想试驰一番，结果马倒了把雕鞍摔破，这两个人都害怕得躲了起来。行俭知道他们躲在哪里，便让人找到他们，并说：“你们都是无心弄出点事来，这算得了什么啊，怎么能自轻自贱呢？”以后，对这两个人同往常一样。

打败了阿史那都支时，得到一个玛瑙盘，有二尺的长宽，名贵极了。想让人拿来将士们看看，军吏王休烈捧着盘子走在台阶上，失手跌碎，害怕得跪在地上不知所措。行俭也很心疼这件宝物，但却笑着说：“你又不是故意的，何至于这样呢”脸上没有一点惋惜的表情，在场的将士们无不感动。

裴行俭把缴获的资产、金珠、宝燕等登记造册，献给唐廷。唐廷回赐他三千多件器物，行俭把这些赐物公赠给偏将故旧，几天就一件也不剩了[事见《新唐书》、《旧唐书》，《裴行俭传》；《资治通鉴》，卷203。]。

裴行俭的谋略和预见，被人们传为神话，以为他精于阴阳算术。留下这方面传奇故事也很多。实际上他和诸葛亮一样，不过善于观察和推测而已，哪有什么阴阳、奇门之说呢？因此，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裴行俭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名臣和名将。在武则天的任用下得以表现，算是武则天用人的一个例子吧。太子弘死后，天皇、天后于上元二年（675年）六月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李贤是高宗的第六个儿子，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这一年他20岁。

李贤与哥哥李弘的性格大不一样，他弘像父亲高宗，而李贤却很像母亲武则天。李贤性格刚强猛烈，举止活泼好动，处理果断有胆识，而且不为旧礼所拘。如果走了正道，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李贤少年时的确是个好皇子，他聪明好学，举止端雅。喜欢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也喜爱古诗古文。他的聪明也极像母亲，诗书文章读过了就记得很清楚，师傅们便向高宗称扬他“过目成诵”，老臣李勣称赞他“夙敏”，高宗和武后都很喜爱他，史书也一直称颂他“容止端重”，“读书一览辄不忘”，是个颇赋天资的少年。新旧《唐书》还引一个他少年读书的例子：当他读到《论语》中“贤贤易色”一句话时，就反来复去地咏诵。高宗问他原因，他回答：“性实爱此。”[《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就是说：“我心性原来就喜爱它”。“贤贤易色”这句话出自《论语》的《学而》篇，全文是子夏说的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儒家教人孝父母、事君主、交朋友的原则，如果做到了，就是贤臣孝子信友了。而贤者见到贤，就格外地敬佩、亲切。所以，开头一语领题，曰：“贤贤易色。”

这个读一句书的小事情，为什么官书竟醒目地都写在《李贤传》的开篇（《旧唐书》也如此）？这么小的事是否就有史料供史撰者引用，这是很难说的。我想，大约是史撰者因李贤的名字，使他们引发了感想，才编出李贤幼年读书的小故事的。

为什么引用或编造这么个小故事写在文字不长的小传里？显然是针对武则天的。就是说这么一个贤良的太子，竟被武则天废掉了，可见武则天为夺取李家天下，该多么不择手段了。让人注意的是，那个李贤读书的小故事强调的是李贤“性实爱此”，《旧唐书》曰：“此言。”就是说李贤的本性就是“贤”，“本性难移”，以后他也没变坏，武则天说他变得坏了，才废掉他，是武则天在造谣，故意编造废他的理由。

既然李贤聪明好学，不断加封他的官衔和爵位。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授歧州刺史，又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龙逆元年徒封沛王加杨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二年加杨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徒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其它封爵、封邑皆如故，实封一千户，上元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因多年来帝后多在东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同李弘一样，被留在长安监国。武则天对儿子寄予的期望很大，因二儿子同大儿子不同。武则天认为二儿子有这种能力、气魄和资质，身体条件也可以承爱重负。

当然，他还需历练。太子监国等于当皇帝的实习历练。实习就得有好的指导老师，就像如今的大学生实习一样，配备一些好的指导老师，对将来实际工作颇为重要。为监国太子配备师傅自然比大学生实习重要多了，二者天壤云泥。

武则天和高宗对朝中要员和监国属官作了统一安排，朝中的重臣和能臣几乎分了一半为太子监国和属国，或说朝中的顶尖要员兼任监国太子的师傅和属官。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深意的，其意再深也很好懂：让这些大臣把洛阳的朝廷和长安的实习朝廷看得一样重要，把李贤看作未来的、甚至不久的皇帝，因为高宗的身体已遭透了，谁都能得出离“龙驭上宾”已在旦夕之间了。

当时的重位安排是：戴至德为右仆射，同时任太子宾客；张文为侍中，也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为中书令，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义琰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薛元超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至周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同时还为太子配备了一大批下层属官，如太子洗马刘纳言、司议郎韦承庆、太子典膳丞高政等，及当时的两馆学士来教导、陪伴太子读书者，要么是唐初名臣之后，要么是学富五车的宏儒。

总之，太子李贤所监之国，就是一个不久的朝廷，陪伴他的人多是朝中的宰辅重臣，他们对唐室忠心耿耿，同时德才兼备；伴他读书的人也皆具德才学识。

如此安排，哪里能看得出武则天当时已有夺他儿子天下的想法啊那时高宗行将就木武则天已完全可以控制局面，这些安排显示出她之想。那时她就可以抓住权柄，冷落太子，不可能把朝中重臣同时派给太子，让太子执住牛耳、培植支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