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秦百年之间,政治变动相对比较频繁,权力斗争往往也比较激烈。而东秦诸位皇帝的后宫,作为东秦高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组成与地位变化,既反映了朝堂的政治变动,也对朝堂的政局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高帝、太宗与光宗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其后宫的人员组成与后妃地位的变动,充分体现了三位皇帝对当时各派力量的制衡,并对东秦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东秦;后宫;外戚;权力斗争
在帝制时代,作为皇帝的家室,后宫始终为高层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与朝堂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当皇帝年幼或身体羸弱之时,后宫会在特殊情况下干预朝政;另一方面,对后宫妃嫔的数量与地位的安排,更是体现了各派势力的权衡与斗争。而东秦百年来历代后宫的格局与变动自然也不例外地受到了朝堂政治的影响,并时时反作用于朝堂政治,在下文中,笔者将就东秦历代后宫情况,分析其与东秦朝堂政治的联系。
一、高帝时期
高帝时期的后宫,在《前秦书•后妃类》中可考的有七人:余贵人、郦贵妃、潘昭仪、凌婕妤、冯美人、颜淑仪、柳修容。不难发现,高帝时期后宫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不设皇后。第二,除冯美人外,其他后妃皆不是门阀或军阀之女。而这两个特点的出现,与东秦建立初期的政治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先看关于不设皇后的问题。秦高帝不设皇后的原因当有表层与深层两方面的原因。表层原因则是与高帝青年时期比较惨痛的感情经历有关,秦高帝与杨氏虽然情深,奈何缘浅,最终被“棒打鸳鸯”,杨氏也抑郁而终。秦高帝或许是怀着愧疚,或许是怀着思念,追赠杨氏为皇后,并从此不再于后宫立后:
帝既失杨后,常思怀之,以是寡乎情爱,遂不复立后矣,以是终开阳一朝,后宫无主。(《前秦书》卷51上《后妃类上》)
但是,如果仅从私人感情分析秦高帝不设皇后,似乎太轻视这位开国君主了。秦高帝不设皇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与他很少纳军阀与门阀之女为妃的原因可以放在一起,即对当时各派力量的权衡。
东秦开国初期上层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大支,一支是跟随高帝创业的军事勋贵,一支是门阀大族。作为最高统治者,高帝想要维持和巩固帝国的平衡与稳定,必须制衡两派的政治力量。而后宫作为前朝政治的延伸,自然是两派政治力量的一个角斗场,如果谁一方在后宫占据了更多或更为重要的席位,无疑会影响前朝的力量对比。
而高帝对这种情况采取的方法,是干脆尽量不纳军阀与门阀之女为妃嫔,也不立皇后,这样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占据优势,也不会显得偏袒,这是高帝不立后也很少纳军阀与门阀之女背后的深层原因。
而高帝这种后宫安排,也对前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一,在高帝这种安排下,东秦初期并没有势力较强大的外戚势力;其二,由于高帝不立后,诸子嫡庶不分,导致太子位置并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增长了当时还是小狼王的太宗的夺嫡之心,为“讨不孝”埋下伏笔。
二、太宗时期
太宗时期的后宫,《前秦书•后妃类》中可考的有杨皇后、邓贵人、刘贵妃、郑昭仪、谭昭仪、郜淑妃、王夫人七人,又《前秦书•佞幸类•崔乂》有“后乂与太宗田夫人奸,事发觉,太宗大怒,诏辕之。”则还有田夫人,凡八人。
相比于高帝时期的后宫,太宗时期的后宫中门阀之女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与太宗时期试图打击军阀的方针相适应。但要注意到的是,太宗时期的杨皇后出身并非门阀,而是彻头彻尾的寒门。
而太宗虽然多纳门阀之女,却又不顾“群臣以杨氏门第不显,欲以阀阅之女为后”(《前秦书•后妃类》)的反对,执意以杨氏为皇后,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太宗与杨皇后的感情深厚;但另一方面,太宗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尽管需要依靠门阀来削弱军阀,但却不能完全放任门阀坐大,因此皇后的位置断然是不能再留给门阀了。
与此同时,太宗还积极扶持后族,大力提拔杨氏的兄长杨零,至于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太宗将杨零纳入顾命名单之中,主要是以外戚势力为一支力量,试图与门阀、军阀实现权力平衡,保证秦王朝的稳定(关于太宗顾命人员的选择,以后会写一篇《浅析秦太宗与光宗顾命人选》,以详细分析;关于太宗以外戚为一支力量以制衡门阀与军阀,以后的《秦朝的宗室势力分析——以〈前秦书•诸宗室世家〉为中心》中也会提及)。但太宗对杨氏的扶持,极大地助长了外戚势力的发展,导致太宗死后外戚专权局面的产生,甚至间接导致了“赵氏之祸”。
三、光宗时期
孝宗和恭宗在位时期比较短,且“政不在己”;穆宗则是典型的“好玩不好色”,熹宗在位时间也不长,且孝宗的郜皇后、刘皇后、薛贵妃,穆宗冉皇后,熹宗薛皇后、严贵妃等,都是门阀之女,体现了门阀势力的强大,不遑多论。
而光宗作为东秦诸位帝王中权力制衡学的集大成者,其在位时期的后宫组成则显得相对复杂。
光宗时期的后宫成员主要有:刘皇后、邓皇后、孟贵妃、李贵妃、高贵妃、冯贵妃、常淑仪、姜淑妃八人。其中,孟贵妃、李贵妃、常淑仪、姜淑妃为寒门,刘皇后、邓皇后、冯贵妃为门阀之女,高贵妃为军阀之女。
光宗始以藩国受推即位,面临着孤立无援的处境,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为自己寻找支持者,出于此目的,光宗在即位之后,连娶门阀之女,甚至不顾邓皇后是寡居状态,这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是非常不寻常的:
宣仁邓皇后,名珍,字珏亭,东郡濮阳人。初嫁他族,后寡居。中兴初建,光宗既入纂,欲结门阀,遂纳邓后为贵妃,然未尝有幸。(《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
宣贞冯贵妃,名苑,字婵芝,魏郡人。亦中兴初建光宗所纳,事同邓后。永庆七年,以门阀之女为后。(《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
光宗在其孤立无援,同时也是讨伐赵氏、实现中兴之时,选择与门阀联姻,既有利于为自己争取支持者,巩固皇权,也有利于为东秦帝国的中兴事业争取援助。
至于军阀之女高贵妃,《前秦书》中没有直接记载她被纳为妃的时间,但根据《前秦书•诸宗室世家》中,天正六年高贵妃之子秦欢去世时年四十七,可以推知光宗纳高贵妃也应在宏长初刚刚即位时。高贵妃作为当时中兴义军中重要力量高冰的孙女,光宗纳之为妃,与纳门阀之女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光宗在其糟糠之妻刘皇后死后,面临一个立谁为皇后的选择问题。光宗此时已经与孟贵妃产生了比较深厚的感情,且希望将孟贵妃之子(也就是后来的献文太子)立为储君,因此光宗自然希望能够将孟贵妃立为皇后。但群臣反对,面对这种情况,光宗决定妥协一步,立既是门阀之女,却又没有子嗣的邓氏为皇后,以便日后从长计议:
刘后既崩,孟妃、献文母子当时宠盛,帝遂数欲易太子,而群臣皆谓不可。又欲以献文所生孟氏为后,以寒门,不为士大夫所同(注曰:母子皆不得立)。乃立邓氏为后,以邓氏既为门阀之女,且无子耳(注曰:可缓图之耳)。(《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
后来光宗也成功实现了其换天子的意图,但是孟贵妃由于出身实在不显,在邓皇后去世后,光宗只得又暂时立冯贵妃为皇后
本来光宗的后宫应该就此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但献文太子的突然去世,使储君的位置出现了空缺。选择谁成为新太子,成为光宗在悲伤之余不得不考虑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时摆在光宗面前的主要有三个选择:李贵妃之子秦宪、秦栾,高贵妃之子秦欢,冯贵妃之子秦胤。光宗最后选择了秦宪,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秦宪有弟弟,在即位之后可以兄弟互相扶持;第二,高贵妃和冯贵妃一个是军阀之女,一个是门阀之女,如果让她们成为日后的太后,无疑容易形成外戚势大的情况,而杨氏外戚跋扈的教训就在眼前,光宗自然不希望这种场面再度出现:
永庆九年四月,献文太子薨。时光宗有四子,李贵妃生帝与东莱公栾,高贵妃生中山郡公欢,冯贵妃生南阳公胤。光宗以高贵妃家藩岳青州,冯贵妃家河北门阀,恐有外戚之患,而李贵妃家虽富而位卑,将无外戚专权之危,又帝有弟,可以为兄弟之援,遂以帝正位元良,领雍州刺史,镇长安。(《前秦书》卷8《穆宗纪》)
随后光宗由于已经立了李贵妃之子为太子,如果继续保留冯氏的皇后位置,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将冯氏贬为了贵妃。
光宗在继承人选择的问题上,体现了其对外戚势力的限制,而这一原则不仅仅体现在此处。回查《前秦书•后妃类》,不难发现光宗时期后妃的父叔兄弟,很少有做到较高官职的,这一点在冯贵妃的父亲冯朴身上体现尤为明显:
贵妃父朴,宽仁而好施,待公若私,勤笃不渝,官至司农。后户部尚书阙,人以朴与郜示之言于光宗,光宗曰:“若用妃父,人以我私亲也。”遂用郜示之。朴常与人言曰:“人以外戚进,独我以外戚滞,虑千载之后,美名胜户部矣。”(《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
总而言之,光宗在安排他的后宫组成时,既注重充分拉拢门阀与军阀,为中兴和巩固统治提供帮助;又注重限制外戚势力的发展,避免后族做大,体现了光宗作为一位集权君主的权力制衡思维与政治智慧。
四、结语
综合上述,在东秦百年之间,后宫作为高层政治的重要部分,其组成与变化,尤其是在高帝、太宗、光宗三朝的组成与变化,反映了东秦朝堂权力对比的变化,同时也对东秦的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东秦帝国的后宫成员与变动,也是了解分析东秦朝堂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值得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