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将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琼娘在边上听着,忍不着不满地说:“刘胜之,你也太诽谤官人了。”
“不得胡说,这是我教他这么说的。”王巨道。不过提到了儒学,王巨想了想:“胜之,如果可能,你让那边的士子们想办法重修一下儒学。”
“啊?”刘开惊讶一声。
那边有许多士子,多是连考不中没有指望的举子,甚至许多人连举子都没有得中,陆续被王巨派人聘请过去。不管什么学,首先得会识字!识字的人越多,那边文明才越快。
两边都是汉人,不过两边相比较,那边文化水平确实很落后的,多是赤贫百姓,能有几个知书识字的?就是识字的,也没有什么才子之流。
但想要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的文明,必须得有许多人知书识字,因此王巨对那边的教育很重视,只是同样教育,教育目标不同了。
然而重修儒学,这如何办得到?
王巨想了想道:“就以我恩师的一些儒学观念重新修著诠释儒学,另外要着重一条,要突出对立互生互动的关系。”
刘开愣了一下,王巨所说的便是张载的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温大大改成了为往圣继绝学,于是一起成了为往,每次写,心里面总是怪怪的),在王巨暗中派人宣扬下,现在几乎成了宋朝家喻户晓的四句名言。
不过这个对方互生互动是什么东东?
“自汉武帝起。用法家的律法维护国家秩序,用儒家为表教化百姓,实际儒学自汉武光大后。已经偏离了它原来的真义,突出的只是尊尊,回报,而非是付出后的回报。如父子夫妻,夫子希望的是父母慈,子女孝,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才乐意在父母年老时孝顺,便能构成一代又一代温馨的传递。夫唱妇和,夫唱的是妇喜欢的歌。妇才愿意和夫的唱,家庭才能和睦,家和万事兴。因此《礼记.礼运》中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个夫义,就是我说的夫的所唱。妇听,就是我说的妇的和。君仁。臣才会忠。臣爱民,民才拥戴官员,听从官员的政令。”
“说得好啊。”刘开道。
宋朝有一些官员基本能做到这个臣爱民了,但不多,为何?大家想的不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而是尊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百姓嘴中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好了,官员是父母官,我是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亡,你们不得不亡!
产生这种心态,还能爱民吗?
“少保,我明白你用意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刘开说道。
“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但比这句话要复杂得多。简洁地说付出的原因,就是为了回报。比如我做了好事,就是想要回报好名声,与别人的感激。我贿赂官员,就想官员给我一些照顾,当然,这必须制订律法严惩。因为他付之邪,所想回报更邪。我春天播下稻种,就是想秋天收获大量稻谷。但我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就必须有义务在自己能力下,报答别人。这便是互动互生。当然,它还有更多层意思……”
就象天朝的道德标准,拾金不昧。
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种高尚的情操?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又如何推行这种道德标准?
结果呢,没有推行起来,反而不敢扶跌倒的老太太,真的怕被勒索啊。而且执法的法官光明正大的责问,不是你碰倒的,你干嘛要扶啊?你干嘛要替她付医疗费啊?并且用这个莫明其妙的理由当成律法去判决!
于是没有推行起来这种道德,反而道德越来越败坏!
王巨不知道是谁带头推广的拾金不昧,难道不知道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的故事吗?那么多精英,还不及两千多年的一个古人!
不过王巨这个互生互动,认真诠释起来十分复杂,可不是帮助人那么简单,它等于一下子将后来儒家的什么尊尊推翻了一大半。
但因为是在海外,那边现在就象一个初生的婴儿,一片空白,王巨也不怕引起争议。
刘开还在回味,王巨又说道:“再宣传一下三公。”
“何谓三公?”刘开又问道。
“立法公正,刑罚公正,判决公正,不依富贵贫贱,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公平,给予百姓公平的生存机会,比如齐税,田税商税各项税务一率相齐,比如择人,不问贱贵,量才德而用,若有大功才,可恩荫一名子女,但只准一人,若子女未来有大功者,可以再恩荫下去,若无,到此结束。”
“这个……”
“胜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怕有的人不能接受。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何在我朝,有馆阁官为贵的说法?是为何故,无外乎时常能见到官家,会给官家留下应象,因此官家择人时往往会首先择馆阁官,也容易出人投地。其实我所说的公平,也不可能公平,上层子弟,无论教育,见识,财富,人脉等等,让他们在起点上就不知高出寒门子弟多少步了,就象我朝的科举,算是很公平了吧,但真正有多少寒门子弟唱名于东华门?但寒门子弟占读书的士子多少比例?其实不去打意打压富贵人家,已经就是一种不公平了。”
民间谚语说富不过三代,说明创业难,守业更难。
但有没有想过,一旦富能过三代。五代,十代,代代积累下去。如何了得。很快地就产生了贫者益贫,富者益富。
所以王巨本来还打算推出遗产税的,不过想一想现在大家的想法,这个遗产税无疑太超前,因此没有再提。
刘开又开始沉思。
实际这些道理都不是很复杂,只是放在现在来讲,略有些超前罢了。
“最后一公。乃是公道。比如税赋要公道,兼顾公私,不能过高。以减少百姓压力,也不能过低,以便保障官府支出,不过官府也要主动节约开支。节约浮费。以便进一步减少百姓负担。”
“冗官冗兵冗政?”
“其实我朝不能算是冗官,这么大地方,总需要许多官员,主要就是养官成本太高,特别是高级官员,就象我现在一年各种薪酬福利,达到了一万多贯,得要多少百姓才能养活?况且我还不算真正的顶级官员。”
“确实是如此。有的低级官员薪酬也不高,仅能养家糊口……”刘开微微叹息道。实际王巨以前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题。比如宋朝的读书,读书是干嘛?不是为了进一步开智慧,而是为了做官,为了黄金屋,为了香车美女,宋真宗说的!结果有的书呆子就拼命地读,一家人都拖下了海,可有几人唱名于东华门?况且唱名东华门也不代表着什么,还要在前三甲之内,那才能分配到一个不错的官职。至于第四甲第五甲,往往候补十几年,都未必能候补到一个差官。没有差官,仅是职官,就意味着没有各种福利,没有福利,仅是薪酬,那真正只能养家糊口了。
即便有了差官,能进入到高层的官员又能有多少?大多数还是低级官员。
因此有的官员贪墨,有的官员让家人经商,兼并……
如此,国家岂能完全好得起来?
王巨继续说道:“公道还包括其他各种,比如行商,为何我当初将竹纸作坊的四分之一契股送给高家子弟,没有高家,仅是延州几个商户,不仅仅会面临无穷无穷的苛税,官府胥吏说不定还变着法子来勒索,另外当地豪强看到盈利了,也会伸手敲诈。不盈利无法生存,盈利了还是无法生存。”
这也是宋朝的一个弊病,并且还是九百多年后的弊病……
“这个就要制订律法,用律法杜绝这些丑陋的现象,好使大家在一种公道公平的环境下生存。当然,也不一定是官府的错,商贾本身也会不公道,比如各种囤积居奇。囤积居奇本身也没有错,但得看囤的是什么,若是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同样要严惩不怠。”
王巨说的这些,可能就是以后海外的制度,“祖宗家法”。
“你到了那边,大伙儿再商议一下,让它们完善起来。”
“喏。”
这些都不急,王巨又说了另一件事:“不过先将另一件事办起来,发行帛币。”
“帛币?”
“那边储蓄了一些金银,以这些金银为标准,发行帛币。帛一定要采用最好的帛,然后印染精美的图案花纹,最好丝帛不要来自一处,图案花纹尽量的复杂,以防别人仿冒。面额也要小一点,先行是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四种,二十文镶银丝,五十文镶金丝。开始时发行的数额也不必过多,几万贯足矣,先于几个人口密集的定居点试验,看百姓的反应情况,酌情增加。”
“这样成本会很高的。”刘开担忧地说。
“我就是让它有意成本很高的,最好高到快接近货币本身的地步,大家才能认可。而非是象我朝交子,一张纸,所以百姓才不将它们当成货币看待。虽然成本高,不过你想一想,我朝一年能铸多少铜币,况且这些铜币又让一些宵小化成了铜镜铜像等铜器谋利,还有一部分又流通到了外国。虽然按照我这种方法,帛币数额也高不起来,但与银子一样,会对货币不足产生很好的补足作用。并用帛币若是得到大家认可,携带会不会很方便?而且它还关系到另一个用途……”
“庆州发展基金?”
“与它有关系。”
其实就是为银行摸索经验了。
想推出银行,也要有周密的制度。否则就会出漏子。另外最最重要的就是货币。
王巨原先指望倭国的银子,然而至今产量仍不是很高,于是王巨又想到轻便的交子上了。
但这个交子。问题多多。
特别是一个发行量,就无法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人对经济学有着更深的认识,那怕薛向都不行,王巨也不行。所以上到君王,下到百姓,对货币的认识不足。
于是自王安石手中,交子开始渐渐贬值了。但每次发行了多少,不过一百几十万贯。放在宋朝庞大的经济总量里,它简直是毛毛雨。但又为何贬值了?
其实开始时不错的,因为缺少流通的货币,许多商人用茶引与盐引当成货币交易,巴蜀商人自己儿发行交子。在这个背景下。刘娥与张咏主持巴蜀“官交”。发行五贯到十贯两种交子。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因为庆历战争,国家缺少钱帛,许多商人持着交子到交子铺兑换时,官府则是强行用新交换旧交,这让大家产生误会,换来换去是一张纸。实际就是一张纸,当大家认可时,它就是货币。不认可时,与纸有何区别?那次导致交子价格大跌。后来才稍稍缓解。王安石改变,也改革了交子,将它的面额变小了,变成了一贯与五百文两种。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王安石每项改革七成会雁过拨毛……交子也雁过拨毛了。
虽然数额变小了,进一步利于流通,但发行次数更频繁,变成了两年一次。没有充足铜币兑换时,还是用新交对冲,并且对冲后,每贯要扣三十文的交子本钱,也就是没有换到现金流,反而交纳了百分之三的手续费。因此交子信誉又开始下跌。到了南宋时,每届能发行五六千万贯交子,那更是泛滥成灾了。
不过好在王安石雁过拨毛,次数增加,但清醒地限制了每行发行的数额,上限不得超过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因此虽贬值,可比例不是太大。
当然,也不能会部怪王安石,赵顼便说过一句话:“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有不已之事”。
朕也不想发行交子啊,更不想用新交对冲旧交,可是货币不足怎么办?
这是实际情况,不过这样一来,没有了信誉,交子只能贬值了。
因此王巨便想到了帛交,让帛交的成本与它的实际成本相仿佛,如果再得到充足的银两,与铜币搭配,三相结合,大家就会渐渐认可,那么就不会出现前面得到交子,后面立即去交子铺兑回铜币的情况。渐渐地帛交就能替代铜币,国家只要在各州府储备少量银子或铜币,就可以了。
而且放在海外,想大规模制造帛交比较困难,但放在宋朝,以宋朝的绢帛产量,一年可以轻松地获得几百万贯的帛交。
有了充足的货币,才能为成立银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过想成立银行,绝对没那么简单的。
然而相比于银行,海外的种种管理与制度,则更是麻烦。
王巨凝起眉头,想了好一会,道:“就这些吧。”
那有什么完美的制度哦?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了。
黄骅在边上说道:“胜之,俪儿就交给你了。”
俪儿未死。
这也是一个偶然事件,给王巨带来的启发。
王巨用兵大理,有几个原因,大理收回来,夹在宋朝与大理中间的一些蛮族就会变得安份一点。但这个理由确实不充分。
大理的战略地位,万一元蒙还能继续崛起呢?即便北宋不会灭亡,到了元蒙崛起时,宋朝也会因为许多原因,正是走向衰落的时刻,包括人口危机,庞大的宗室压力,兼并更加严重,上层更加的文恬武嬉,这也是帝制的必然结果。所以那时候,只要元蒙崛起,还能危胁到中国的安危。除非每一个皇帝都同意将百姓大量往海外迁徙,始终将人口控制在两千万户以下。而且每一任皇帝最少能做到赵顼这一步,不那么昏庸。但这是不可能的。
可这条理由,对于宋朝君臣来说,也不会认可。
而且王巨说都不敢说。
另外就是王巨内心也在渴望着大一统……
对于赵顼来说相信他也会喜欢的,可是支持的大臣不会多。
无他,管理成本也。
统一了,就要治理,治理就要派驻官员与官兵。且不说如果官员处理不当,立即引起大规模的造反起义,就是这个成本也是一个问题。这么大片地区,必须要置很多的官员与官兵,才能控制住,那就需要大量钱帛,如果靠当地百姓赋税,百姓不堪负重,又会大规模的造反起义。如果不靠当地百姓赋税,无疑就加重了内地百姓的负担,于是才有了一个说法,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的大渡河上画一虚线,此外非吾所有也。
不过王巨很怀疑之,当时王全斌虽然灭掉蜀国,却将四川搞得乌烟瘴气,到处在起义,有什么力量再向西向南经营?
巴蜀缓过来了,还有南唐与河东。
宋太宗时拿下河东了,却与辽国这个巨人对峙,接下来在军事上一代不如一代,那个人有心思想着大理?
因此才有了赵顼的诏书,三思而后行,切莫冲动。
王巨没办法,便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借口。正好桂州查到了一桩蒙汗药案,有一伙人看到灵渠两边有许多南来北往的商贾,合伙用蒙汗药药倒了许多商人,劫了大量财货,还杀害了五名商贾与十一名随从。
王巨对这个蒙汗药很好奇,非是他想用来害人,而是想用来给士兵疗伤时当麻醉用的。于是他让这几名贼犯供出蒙汗药的配方,再让手下仿照这个配方配制出来,用其中一名贼犯做试验。结果真将这名贼犯醉倒了,人事不知,脸色发青,仿佛休克一般。
看上去很是吓人,王巨只好找来几个大夫分析这个配方,说是有毒,将人毒晕过去的。
但王巨估计其中有一些药材确实会产生麻醉作用,麻醉与毒结合,产生了这个烈性蒙汗药的药效。这肯定不能当成麻醉药用了,王巨隐隐有些失望。就在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
然后王巨找来刘开,刘开是主持大理贸易的重要管事之一,但不仅是买马牛,还有打探情报,以及一些其他的布置。因为表现出色,王巨也准备秋后让他随船去海外,任一官职,管理一个较大的定居点。
王巨让他停下手中的事务,按照乌蛮人的审美观念,在桂州挑选出俪儿,秘密带到邕州,让黄骅宣称是他的女儿。反正黄骅也不是大人物,宋朝以前也不会注意黄骅家中有什么人。再等大理使者到来,一道带着去大理,利用夜苴部丑陋的婚俗,故意上吊自杀。实际就是服用了这种有毒性的蒙汗药,处于半休克状态。
黄骅一行离开那个落后的小城后,灌上水与解药,俪儿也就醒了。
再让刘开秘密将俪儿与那名小婢秘密带到海外去。
但借口也就有了。
王巨立即上书朝廷,我也不想用兵,因此派出使者劝说大理称臣,又因为乌蛮各部忠诚于段氏,我让手下最亲信的傔客,将他唯一的女儿下嫁给夜苴部酋长的儿子,以此来示好。
可结果人家根本就看不起宋朝,看不起陛下,也看不起臣,产生了这个耻辱的洞房之夜。臣没办法了,只能用兵。
至于他请求的熊本、苗刘二将与三千川兵、五千蕃骑,朝廷派则更好,不派王巨也不指望了。
刘开走了,琼娘问:“官人,既然你想用兵大理,为什么让三十七部乌蛮聚集,这样岂不是更难打败他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