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日本1946 从大右翼到大流氓——被称为“国士”的腐败

readx;儿玉誉士夫是日本战后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也将是本书中期反派之一，不方便在正文里对他进行太多的介绍，只能放在作品相关里，下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截取于《战后日本的**与治理》一书，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很好的一本专业书。

田中角荣的命运暂且不表，笔者想先对洛克希德案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间人儿玉誉士夫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笔者认为，了解这个曾对日本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右翼” “**”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二战后日本政治运行的“潜在法则”，特别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变迁，是有帮助的。

“国士”一词来源于我国，专指一个国家中智勇双全、才能出众的人。《战国策?赵策》就有“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的表述。《史记》在描写韩信的《淮阴侯列传》中，也提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洛克希德案中涉嫌充当行贿受贿“掮客”的儿玉誉士夫，当时就被称为日本的“国士”。表面上他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爱好哲学，痛恨官僚**，对金钱无欲无求的人。但实际上，儿玉二战前为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之一，二战后是日本多个黑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政经界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的代理人，对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鸠山一郎组建民主党时曾经得到过他的资金资助，岸信介则曾经是他在巢鸭拘留所时同为二战甲级战犯的狱友。政治家河野一郎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政治家河野洋平的父亲，是自由民主党内的实力派国会议员。历任行政管理厅长官、经济企画厅长官、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要职，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被认为是内阁总理大臣的有力人选。、大野伴睦等人更是与他交情匪浅，1960年儿玉誉士夫给自己办了一个“生人葬”，对于如此荒诞不经的事情，这两位碍于情面，还亲自跑去“送葬”，上香“祭拜”。据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82年出版的小说《寻羊冒险记》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儿玉为原型构思出来的。

要说其实这位一度权倾日本黑白两道的儿玉出身还是比较贫苦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武士阶层失去特权地位，1911年2月，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一个武士家庭的儿玉誉士夫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本姓山田，后随当医生的养父改姓儿玉。青年时代，他还曾被送往在朝鲜半岛的一个亲戚家生活，儿玉的亲姐姐后来也嫁往朝鲜半岛。儿玉回到日本，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相当于我国的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一度当了一段时间工人。这位“国士”儿玉誉士夫，是不是真的智勇双全值得商榷，但作为二战前侵略性极强又好斗的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他对于暴力的崇拜和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1931年（昭和6年），时任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因为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大幅压缩军费得罪了日本军部。受右翼思潮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将日本经济遇到的困难、国内国民生活的困苦都归咎于犬养毅政府，特别是井上这个主管经济的大藏大臣。年仅20岁的儿玉誉士夫给井上准之助寄去过一封附着短刀的信称，“这把刀是用来护身，还是用来切腹自裁，请自由决断”，言下之意：与其被我们刺杀，不如你自己自杀算了。因为这封威胁信儿玉被判入狱5个月。出狱后不久，儿玉誉士夫又纠结右翼组织“天行会?独立青年会”的一帮同伙，计划先用炸药炸掉东京的发电站，再乘黑暗杀掉当时的政府政要，实现政变的目的。结果在准备手榴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儿玉逃走后遭人举报，在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围，他用手枪自杀未遂身负重伤，随后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这个时期的日本，疯狂而偏执。只要打着“忠于天皇”的旗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杀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为都会获得狂热的拥戴。遭儿玉威胁的井上准之助最终还是于1932年3月被右翼政治团体“血盟团”暗杀，同年5月犬养毅首相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11名海军年轻士官枪杀。日本国民不但不谴责暴力，还通过“上血书”、“寄手指”等方式为11名士官请愿，要求从轻发落这些“爱国”青年。在此背景下，儿玉誉士夫的恐怖行径，也没有遭到谴责，反而被视为“忠君爱国”的表现，一举奠定了他在“行动派”右翼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暴力的“信仰”。1959年（昭和34年），儿玉曾与狱友岸信介约定，后者将在辞职后把首相宝座交给儿玉的“好友”大野伴睦。然而在后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信介实际支持的是池田勇人。儿玉誉士夫大怒，派出受自己控制的右翼政治团体“大化会”原会员荒牧退助在新首相就任庆祝仪式上试图刺杀岸信介未遂。二战后儿玉誉士夫还曾试图以“东亚同友会”的名义将日本国内的黑社会组织都统合起来，港台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反对此设想，结果，儿玉誉士夫又派出其控制的东声会会员木下陆男枪杀山口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导致田中受重伤。其实说起来，山口组二战后的“中兴”还与儿玉的帮助密不可分，所以他才会对于山口组“忘恩负义”、“不听招呼”感到怒不可遏。山口组起源于日本港口城市神户的码头工人地下组织，其第一代领导人山口春吉和第二代领导人山口登都非常注意构建在执法者中的“人脉关系”，仗着有“保护伞”的优势，不断吞并神户港内的大小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对国内的地下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日本军部这个最大的“专业黑社会”面前，山口组等“民间业余选手”统统死光光。到1943年，山口组只剩下约30多名成员，其第三代领导人田冈一雄还是靠着日本皇纪2600年纪念活动中的大赦才得以逃出生天。二战结束后，日本港口劳动工人大多数都是**的支持者，不愿意为美军搬运物资。美国方面就让儿玉誉士夫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儿玉找到了在神户港当“大哥”的田冈一雄。如此一来，山口组傍上了美军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并从垄断神户港的物资搬运权开始了所谓“中兴之路”。话说当儿玉誉士夫找到田冈一雄的时候，这个哥们手底下才不过30多人，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最困难的时期，儿玉誉士夫也因此自认为对山口组有恩。

回到儿玉誉士夫，说起来他对暴力的痴迷虽然一以贯之，但二战前后的儿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从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社会带头大哥！儿玉身上所体现出的“行动派”右翼对“任侠系”黑社会的渗透和统合，其实恰恰代表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和黑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1936年从监狱放出来后，儿玉誉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1937年，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这也成为他聚敛财富、建立贯穿日本政经两届人脉的起点岩川隆著：《日本的地下人脉》，光文社1983年版。作者在此书中认为，日本政治影响很大的政治资源圈子有“中曾根康弘的海军人脉”、“岸信介的满洲人脉”与“儿玉誉士夫的上海人脉”。能与两位首相的势力并列，可见儿玉的影响力。。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的儿玉，年仅27岁就指挥着一个可以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特务组织——“儿玉机关”。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内部报告，儿玉机关当时在上海不但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农场、养鱼场等，还经营秘密武器工厂。其所拥有的财富，一度达到了惊人的1?7亿美元。日本宪兵还曾经因儿玉中饱私囊太过分而将其逮捕入狱。但由于得到当时日本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首倡者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的庇护，儿玉很快就被放了出来。1942年他还煞有介事地参加了日本第21回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在东京5区的所有候选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二战前的儿玉，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尽管崇尚暴力，且与某些黑社会人物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儿玉已经开始渗透并控制黑社会组织。他所掌握的儿玉机关，也还是一个拿编制、有经费的正规特务组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一度非常积极地打击极端国家主义，摧毁日本“行动派”右翼极端势力的组织，明确战前曾在政府机关出任公职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多数右翼政治团体被强行解散，一度有烟消云散的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等二战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话语权，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国一国利益所左右。昭和电工案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担心日本社会党、日本**等进步力量借助工人运动的力量掌握政权，影响自己的防共**大业，竟然将盟军统帅部的首要政策目标从遏制军国主义变成了**，负责**情报工作的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逐步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andrewwilloughby）与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较近，曾遭打击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马上死灰复燃，借机抬头。1952年（昭和27年），时任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就以**的名义提出，要拨专款3亿日元建立一支忠于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万人拔刀队拔刀队：日本西南战争中，由精于日本剑术的东京警察和旧日本武士组成，专门用于贴身白刃战的部队，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敢死队”。”。这一构想，虽然由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流产，但木村等人却转而借助“任侠系”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力量。据说，为了获得黑社会的“协力”，木村向黑社会老大提出了“今后对于赌博犯罪，只要不是现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条件作为交换。

日本的“行动派”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这两个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行动派”右翼鼓励个人“敢想敢干”，通过暴力实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诉求，其逻辑非常简单血腥——“不喜欢支持孙中山的首相犬养毅没问题，杀上门去砍了那个老头，然后大喊几声天皇万岁，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则同样崇拜天皇，将其视为黑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在“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内部的重要仪式上，那些作为见证人的黑社会大佬的背后或者头上，总是会挂上写着“天照皇大神”的条幅，颇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最终见证者的意味。在赞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等方面，“任侠系”黑社会与“行动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行动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侠系”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开赌场妓院等事情，他们谋求的首先是国家权力，其次才是财富。一般来说，“行动派”右翼的财富来源相对更为“体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对于儿玉誉士夫这样的右翼“行动派”，往往还心怀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会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右翼大佬们常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二战后右翼政治势力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一度被美国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了监狱，他从上海搜刮回来的财富也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一样，面对美国一方面不废除天皇，另一方面强力弹压右翼政治团体的两手，都来了一个大变脸，转而鼓吹“日美同盟”，声称只有和美国合作才是日本未来的出路，表现出日本右翼彻头彻尾“欺软怕硬”的功利和现实。据说，从监狱放出来时，儿玉就已经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专门负责帮助盟军查获被其他人隐匿的战前日本军用物资。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国解禁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对日机密文件中对于儿玉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具备什么收集情报的能力，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捞钱”。

儿玉誉士夫将政治化“任侠系”黑社会团体与捞钱几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3月，134个进步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全部参与进来。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也意识到了危机，成立“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下文称全爱会）”，将当时比较活跃的日本右翼政治组织几乎都统合起来，试图与前者对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发动群众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次，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方面却提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于6月19日访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经完全用于应对游行、抗议和示威，如何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就成为让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难题。按照当时接待艾森豪威尔工作总负责人桥本登美三郎的计算，为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需动员8万人，以当时的警力状况，缺口大约在4万人。因此必须借助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力量。具体负责与“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各位大佬交涉、协调的，正是儿玉誉士夫。

但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岸信介内阁的预期。6月15日，580万日本群众参加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签字活动，喊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口号。当晚，7000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年仅22岁的东京大学女学生、**者同盟成员桦美智子死亡，日本国内矛盾空前激化。16日，迫于无奈，担心无法确保美国总统安全的岸信介政府只得向美方提出，请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最终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的安排。《日美安保条约》采取自动延期的方式续约。如此一来，动员4万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也没有必要了。但自民党当时拨出的专项经费大约5亿—6亿日元却不翼而飞，民间传闻都称是被儿玉誉士夫中饱私囊了。日本右翼内部为此专门召开过“真相究明会”，由于遭到儿玉等人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一下子进账几个亿，这样的“爱国工作”，你说儿玉能没有积极性嘛！

当然，捞了这么一大笔钱的右翼黑帮分子也不太好意思啥也不干——给年轻人洗脑并喊打喊杀本来就是他们最拿手的。1960年10月12日，17岁的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山口二矢在东京日比谷会堂当众刺杀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血腥的镜头被电视摄像机抓拍下来。事后，人们在山口的学生装口袋中发现了这样一张纸条：“你，浅沼稻次郎，正在赤化日本。我并不恨你本人，但是你身处社会党领导者的位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所谓“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是指浅沼曾经在访华时表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共同的敌人”。，并且你就是冲击国会事件的直接责任者，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要替天行道。”浅沼遇刺事件，对于描述战后日本极右翼势力成长黑社会化的轨迹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日本街头暴力团体，已经成为了右翼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血腥镇压一切反对自己的声音，包括当时如火如荼的左翼人**动力量。唯一能让这帮家伙暂时“安静”的，就是武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否则，为什么屡屡发生美军士兵**日本女**件，却从没有听说哪个右翼青年冲进冲绳的美军基地去惹是生非的呢？

此后，羽翼渐丰的儿玉开始不怎么买那些右翼老人的账，还高调退出全爱会，将那些比较年轻的日本右翼分子拉拢在自己身边成立了所谓的“爱国青年会议”，不久后改名为“青年思想研究会（下文称青思会）”。青思会中，包括高桥正义领导的“日之丸青年队”、筑紫次郎领导的“日本革新党”、西山幸辉领导的“昭和维新联盟”、福田进领导的“防共挺身队”、北上清五郎领导的“大日本生产党”等右翼组织。青思会也被称为“儿玉军团”，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比较年轻，敢打敢杀，实力较强。据说在洛克希德案发前，日本右翼分子不分年龄大小、资历深浅，都不敢在儿玉誉士夫面前说半个不字。

另外，儿玉还将国内“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以右翼政治团体的名义包装、统合起来。如前所述，由于“山口组”的反对，儿玉没有实现统一全日本“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目的，只得退而求其次，于1963年将活跃在日本关东地区日本人说的“关东地区”通常指的是东京都、神奈川县、崎玉县、千叶县、茨城县、群马县、栃木县这一都六县；而“关西地区”主要包括大阪、京都、奈良等城市。有点类似我国的北方和南方的区分，关东、关西的历史、文化、人情都有一些不同。的黑社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所谓的“关东会”，其中包括松叶会、住吉会、国粹会、锦政会、东声会和北星会等。要说儿玉装模作样的毛病一到得意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那些老牌的右翼大佬本来就已经对儿玉自立门户的做法非常不满了，他竟然还在关东会成立仪式上公开批评自民党派阀林立，并与一帮黑社会大哥联名写了一封题为“请即刻停止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斗争”的警告信，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人手一份。也许，儿玉如此作为只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觉得关东会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右翼政治组织，而不是黑社会集团吧。但黑的就是黑的，再怎么装也欺骗不了世人，加上右翼老人、自民党高层都对儿玉罔顾自己感受的嚣张十分不满。因此日本政府以这封信为契机，于1964年1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黑社会暴力团体”专项行动。一时间，关于儿玉誉士夫极有可能被捕的传言四起，“儿玉军团”很是蛰伏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因此认识到，为黑社会团体披上“合法外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地下王国”的发展不能越过一定的限度，必须与掌权的右翼政治势力合作而不是挑战他们的权威，否则就可能引发众怒，遭遇灭顶之灾。

认清这一道理后，儿玉誉士夫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推动“儿玉军团”加快披上右翼政治团体的外衣。1967年（昭和42年），由儿玉誉士夫等黑社会大佬组成的“交风俱乐部”开设所谓的“日本青年讲座”，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右翼青年领袖”。教授的课程既有传统黑社会的必修课“武斗训练”，又适应新形势开设了如何运用媒体（包括如何撰写日本流行的周刊杂志文章）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他还推动自己下属的各个不同黑社会团体改变过去的敛财方式，不再直接依靠暴力敛财，而是以暴力为依托，积极地进入土木建设、“娱乐业”、房地产中介等产业。

另外，除了通过相对较为初级的“暴力团体公司化”方式来实现转型外，以儿玉誉士夫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还通过插手控制“总会屋”“总会屋”：不是建筑物，而是专指那些靠在公司股东大会（总会）上耍各种形式无赖来敲诈勒索企业管理层的无良“股东”。（注：“总会屋”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历史悠久。1903年左右，一些类似“总会屋”的不法行为就已被报纸曝光。二战后，盟军占领军按照民主化、公司化的思路对日本经济进行了改造，大一点的企业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每年6月召开的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面向公众公开募股的大公司股东非常分散，即使是大股东其持股比例达不到绝对控股的50%。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往往在生产线管理等方面是行家里手，缺乏媒体公关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知识，不善于应对股东会上的不同意见，有一些“混不吝”就利用这一点，买入少量公司的股票，获得了参加股东大会资格后，以将在股东大会上制造麻烦来要挟企业管理者，这些人就是“总会屋”。

为回避矛盾，日本公司的管理层往往会选择妥协，向这些闹事的人支付一定的“和解金”，以换取他们的“合作”。“闹事—谈判—收钱”还是“总会屋”的初级形式，更高级的“总会屋”们会介入公司内部权力斗争。那些获得他们支持的管理人员掌握公司大权后，就通过支付“咨询费”、透露内幕消息等方式回报他们。至洛克希德案发前的1975年，日本“总会屋”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成为妨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日本正常运作的重要“毒瘤”。1981年日本修改商法，以期打击“总会屋”。日本证券交易法也规定，严禁证券公司向“总会屋”、“暴力团”等组织提供融资，不得向他们的账户划拨交易利润。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日本的经济领域，在财源上逐步摆脱了对右翼政治团体捐赠、施舍的依赖，具备了从公司企业身上聚敛搜刮财富的“造血”功能。

有人说，儿玉誉士夫青年时代靠“军界”关系混，中年时代靠“政界”关系混，晚年却混迹“财界”，真正的是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栖明星”。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行动派”右翼势力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二战后的合作、统合与斗争。也正因为儿玉所具有的影响力，洛克希德公司希望打开日本的民用航空市场时，才会找他做中间人。洛克希德案发后，儿玉誉士夫作为掌握核心情况的当事人，却一直称病卧床拒绝合作。1976年2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决定传讯儿玉，他称病在家卧床，不久后检方也是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前讯问的儿玉。日本舆论普遍对检方未对儿玉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表示不满。1976年3月，因为对儿玉“出卖国家利益”与“英美鬼畜右翼日本政治团体在街头宣传时常用的对欧美等国的蔑称。”合作不满的前野光保企图利用放置了大量爆炸物的小型遥控飞机将在家“养病”的儿玉炸死。儿玉恰好没在自己的卧室休息而侥幸逃过一劫。一生提倡暴力的儿玉，这一次也尝到了暴力的苦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1976年3月，检方以涉嫌违反外汇法和所得税法对儿玉提起起诉，儿玉再次称病，原定于1977年6月进行的审判不得不延期。1980年，儿玉住院，1984年1月，时年72岁的儿玉因病去世，对他的司法追诉也因此中止。

但日本“行动派”右翼政治势力与“任侠系”黑社会团体的“合流”趋势并没有随着儿玉誉士夫的死去而有任何停滞。去过靖国神社的人会发现，每到所谓的“大祭”，就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靖国神社里面既有穿着体面的议员政客，又会有很多穿着日本军服甚至纳粹军服的人出没。这些人往往既不是所谓的战亡者家属，也不是一般的日本国民，而是带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右翼分子。2006年8月15日，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对再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8月16日自民党原干事长加藤弘一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令人震惊的是，当天傍晚他位于山形县鹤田市的老家就被一个65岁的东京右翼组织成员放火烧毁，加藤弘一时年95岁的老母亲因正巧外出散步而免遭杀身之祸。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立马又拔刀杀人（1960年浅沼稻次郎被刺杀）又浇汽油烧房子的，除了黑社会，还有其他人能干得出来吗？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暴力行为在二战后的日本，依然时不时能够得到一些政经高层明目张胆的支持和鼓励。例如，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极端右翼分子当众用长刀刺死后，时任东芝公司社长、日本经团联会长的石坂泰三不但不感到震惊和反思，反而向媒体表示：“暴力行为虽然不好，但是没脑子（nointelligence）的右翼青年因为浅沼领导安保斗争等行为而感到苦恼，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青年的心情”，言下之意，执掌日本经济界牛耳的石坂泰三，竟然和这位17岁的恐怖分子很有共鸣，是他的知音！说实话，作为一个学习过法律的人，笔者确实不主张激烈的反日行为，但对于石坂泰三这样的人领导的公司，但凡是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觉得危险、恐怖和反感呢？对于其生产的产品，用起来怎么会不感觉到双手沾血，内心别扭呢？这样的一个日本，一旦修改了战后的和平宪法，又怎么可能不让那些曾经被其侵略过的国家忧心忡忡呢？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二战前为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二战后为了对付进步群众运动，积极整合所谓的“任侠系”黑社会势力，这一不寻常的努力对日本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以“结社自由”的名义，明确公开承认暴力团的合法地位，甚至拒不承认山口组等暴力团是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山口组等暴力团也积极配合，不但自称是忠君爱国的“天皇子民”，还努力推进自身的社团化和合法化。据说，山口组位于神户市的总部外面挂了一个“社区友好宣言”称：不允许使用童工，不贩毒，也不乱扔烟头。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暴力团还会积极投身救灾活动，1995年的神户地震灾害和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中，山口组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进行救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日本黑社会组织的欺骗性。但无论如何，其资金来源仍然离不开非法行当，即便真的从事合法的生意也离不开暴力的后盾和支持。以日本的“消费者金融”（无需担保的小额信贷业务）为例，其特点就是贷款方便，表面上看起来条件非常优惠，但实际却是利用日本法律规定的漏洞在从事准高利贷生意。2010年，日本tbs电视台还专门推出了一部描写相关题材的“深夜电视剧”《暗金丑岛君》。事实上，从事这一块生意的不少是有暴力团背景的“财务公司”。一般来说，敢借高利贷的日本人，不是穷疯了，就是混不吝，这样的人一旦借了钱，很可能是无法按时还钱的，然而，有暴力团背景的公司却不会担心这些，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方法”能够把这些钱给“榨”出来。

今后，将可能长期面对人口萎缩、经济不振、右翼思想重新抬头局面的日本还能牢牢地控制住这些黑社会力量吗？这支政治力量会不会成为东亚和平潜在的威胁？美国二战后在对日政策上重现实利益而轻对错正义，并没有真正清算极端民族主义的流毒，一旦其对日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会不会养虎为患？但愿，这些都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吧。值得欣慰的是，日本国内赞成和维护和平宪法的民众也很多，其中就包括曾获诺贝尔**的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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