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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起,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们突然发现身边新建的工厂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在上*海周边区域,一家家工厂就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一般。就算是安徽、江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不少传统商人也建起了工厂,就连一些官宦子弟都把资金投入了这股突然而至的实业大潮之中。
4月到5月,这短短一个月间,全国新建工厂高达2000多家,其中70%以上和纺织业有关,剩下的技术要求较高的食品、化工、机械等工厂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一地,就有火柴厂、染料厂、酒精厂、化肥厂等等十来家。这些工厂的建立,招募了大量工人,极大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因为如此多的工厂出现,也导致对于原料的大量需求。别的不说,仅仅纺织业,对于生丝、棉花等需求,几乎是以前的几十倍,一时间造成这类原料市场的价格猛涨,让养殖、种植该类物品的地主、农民们乐得手舞足蹈。
工业的兴起,同样也带来了城镇的商业繁华,聚集工厂和大量劳动人口的地区,一时间热闹非凡,餐饮、服务、交通、邮政、电报等等服务行业接踵而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商机。
由于方子达在上*海招商会的巨大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实业浪潮,袁世凯、宋教仁等人闻讯欣喜若狂,在总统和总理的联手下,国会关于各法案的讨论经历小半年的吵吵闹闹,终于赶在1914年5月中旬出台了。新出台的不仅有第一部正式的民国宪法,还有初步的民法、商法、农法、刑法等等,其中商法因为方子达的原因是仅次于宪法先行发布,这部新的商法中,不仅规定了对于国家发展实业,增强国力对商业的大力扶持,还特意重新制订了关于商税一项。
在民国之前,满清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大清律所制订的税收制度早就成了一张废纸。宋教仁是西方宪政派,对于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做过详细调研,并和一些熟悉西方制度的专家、议员们不断交换意见,并主力推动法案成型,最终决定出台取消以前税收制度,新定以商业所得税为主,兼收流通税、个人所得税等等的新制度。同时,在农法中,对于农税方面,政府也重新做了规定,大幅度降低农业税收,以减轻地主、农民的负担。
可以说,新的法律中,税收制度的改革出发点是极其良好的,和以往相比,新的制度推行,必然能使得国家正常运行,进而形成一个优良的造血系统。虽从短期上看,新制度会减少部分政府收入,可一旦能够推行成功,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从长远角度来看,必将有巨大收获。
当然了,见效的成果也不是想象这么简单。民国虽然表面统一,中央宪政制度也开始运行,可对于地方来说形势并不乐观。除了中央控制的区域之外,还有不少省份依旧是半独立的状态,那些所谓的都督、督军,说白了就是一方的土皇帝。中央怎么定税,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个屁,手里的枪杆子、下面的兵油子,这才是他们所看重的东西。想要在这些地方推行新政,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别的不说,仅仅是四川、贵州等省份,作为当年新军起义的这些“革命功臣”们,为了保住手中权利哪个不是在大肆收税大批养兵的?有的县甚至已经把税收到了民国15年了,这些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以大名鼎鼎的云南都督蔡锷来讲,这位革命干将经常是口号喊得震天响,暗中也没少干这些事。虽然在自己的地盘云南还稍稍消停些,可对于占据的四川、贵州等部分地盘上,他收起税来比任何人都厉害。接任他的唐继尧更不是什么好东西,手下的滇军军官们为了帮唐大帅“找钱”甚至带兵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被当地人痛斥为“土匪”。
就算是在中央控制的地盘上,除了直隶、江浙一带稍好,其余地方也不怎么乐观。一些投靠北洋系的老将们刮起地皮来也不比革命党人逊色,对此,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是头痛不已,来信征求方子达的意见。方子达考虑几日写了份长信同时发给袁世凯和宋教仁,在信中他先分析了各地复杂情况和各派实力,并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先着重治理直隶,包括山东、安徽和江浙,以新政在这些容易推行的地区形成完善制度,对于其余地方,如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暂时放在一边,另外东北地区抓紧开发,和新政一起施行的建议。
在治理地区,同时建立起完善的警察、税务、监督部门,大力发展农工商,只要把这些地方搞好了就是胜利。同时,国家军队的建设,国防军的改造,这些都是重要基础,等到这些完成,其他方面必然水到渠成。
方子达的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同,此时的袁世凯更做出了一件让人觉得极其惊讶的事,他以总统身份向政府提议,邀请老对手岑春煊来出任新成立的监察院要职。岑春煊由于二次革命时期反对袁世凯,虽没有被判刑入狱,但如今身无职务暂闲在家中,袁世凯居然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这个举动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岑春煊可是大名鼎鼎,在清末和袁世凯并称为南岑北袁,两人之间虽有交情,但绝不是什么朋友。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还有着很深的矛盾,清高自傲的岑春煊一直瞧不起袁世凯,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二次革命中反对他了。
不过,岑春煊此人有个很大优点,他性情刚烈,不畏权贵,在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和庸官。早在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岑春煊仅两广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使全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从这方面来说,由岑春煊来署理监察院,的确是个上好人选,而且老袁这一手更让天下人看到他的胸怀。这不仅是大多数人,也是让方子达出乎意料的,但仔细想后,又忍不住为袁世凯此举拍案叫绝。
岑春煊的出任并不简单,虽然袁世凯放下姿态主动邀请,但岑春煊一开始并不卖帐,直到宋教仁、徐世昌等人出面反复说情,以国家为重打动了岑春煊,他这才勉强答应。上任之后,岑春煊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大刀阔斧对检察院进行整改,并请警察厅协助,调查核实后,在直隶等地一口气就抓了近百个贪官污吏,一时间民间大呼“官屠又来了!”吓得那些本想趁着新政推行捞取好处的官员们胆战心惊,老百姓们欢声如雷。
至1914年6月,新建的大批工厂的陆续正式投产,新税收也逐渐开始见效。而且又有了良好的监察制度,新政的推行也进行的非常顺利。6月15日,西北方面又传来捷报,流窜多日,让中央头痛不已的白朗军首领白朗终于在一场遭遇战中被当场击毙,白朗军其余逃散的各部也被各军围剿得七七八八,余者散去,至此,困扰中央近一年之久,耗资巨大的白朗之患终究解决。
就在全国上下,包括宋教仁等kmt成员都为国家快速发展的良好前景而感到兴奋同时,远在上*海的方子达却没有他们如此轻松。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马上就有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就要来临,年轻的民国将要面临一个巨大的选择,一旦走错了一步,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