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书 论“虞晃案”——兼谈朱詹

论“虞晃案”

——兼谈朱詹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063500）

摘要：秦穆宗在位初期，延续了其父亲秦光宗的原则，试图继续抑制门阀势力。而秦穆宗采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任用寒门以掌控尚书台和中书台，以实现对门阀势力的抑制，这种过于激进的方式最终导致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之间的尖锐对立，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双方的矛盾以高隆五年的“虞晃案”为总爆发点。在“虞晃案”中，对立的双方分别是以朱詹、虞晃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冉由为代表的门阀人士，最终，冉垕以虞晃擅自调动郡兵为由，成功弹劾了虞晃，使虞晃被免官，门阀人士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而“虞晃案”间接导致了东秦后期门阀势力的膨胀与北境边防的废弛，为东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东秦；“虞晃案”；虞晃；朱詹；门阀

“虞晃案”指的是东秦穆宗高隆五年，东秦朝堂之上针对时任并州刺史虞晃率兵追击鞑靼是否应当被致罪一案产生的一次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为以朱詹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虞晃案”的相关争论最后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取得胜利告终，虞晃最终被撤职，朱詹等人此后也被弹劾下台。“虞晃案”最终使东秦朝堂与地方上的寒门人士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打击，使门阀势力迅速膨胀，从而导致东秦的朝政腐朽与边防废弛，最终为东秦的灭亡埋下伏笔。本文拟结合现存史料，对“虞晃案”的始末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虞晃案”的背景：穆宗初期“寒阀之争”

考察“虞晃案”相关斗争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虞晃案”相关斗争的本质，是以朱詹为代表的寒门人士与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之间的斗争。因此，“虞晃案”爆发的最重要之背景，即在于秦穆宗在位初期寒门与门阀之间的斗争（以下简称“寒阀之争”）。

如所周知，秦穆宗即位初期，延续了其父亲秦光宗抑制门阀的倾向，并作出了进一步推进，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通过任用寒门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最高长官，来控制朝政，抑制门阀势力。①而秦穆宗在尚书台和中书台任用的寒门人士主要是以朱詹、杨运二人为代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担任尚书台令的朱詹，②因此，朱詹事实上就成为了秦穆宗在位初期寒门人士的总代表。

由于秦穆宗的举动过于暴露其目的性，因此，以朱詹、杨运为代表的寒门人士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之后，很快受到了来自门阀势力的攻讦：

高隆二年，（朱詹）为尚书台令。往时尚书台令惟圣王、宋王宁、刘彪曾临，圣王襄赞高帝，开辟天下；宋王举旗东洲，光复乾坤，皆有不世奇功，且皆贵为皇亲（注曰：秦皇家尊圣王在太庙，故言之为皇亲）；刘彪族第高显，当时门阀。詹既非名门，又无战勋，一旦显擢宰相，天下惊骇。詹既拜相，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门阀贵士，颇不容之，常绊其事，而不能沮詹克功。③

运门第不显，一朝登为宰相，人皆疑之。然运在中书，断决敏速，当时以为良才，而门阀重臣，颇忌恨之。④

时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皆以寒门为台相，（冉）垕颇忌之，屡寻织纤之愆，或强理为辞，连章弹之，穆宗初不以为意，后意稍移。⑤

时朱詹、杨运为台相，（严）南自以门阀高第，耻居二人之下，常与妻妾言曰：“朱杨何来竖子，敢青旗赤车！”（注曰：秦制，四台令出行仪仗，青旗赤车）⑥

可见，在秦穆宗任用朱詹和杨运之后，东秦朝堂之上形成了寒门与门阀势力之间的对立。那么，对立双方的情况如何？这是值得考察的一个问题，也是弄清“虞晃案”爆发背景的一个关键。

首先是寒门人士一方。《前秦书·朱詹传》：

（朱）詹善品人伦，每举荐良才，拔幽州刺史公孙赫，擢并州刺史虞晃，举工部尚书王峤，荐秘书丞林绛，皆得任名。⑦

由此可知，寒门人士总代表朱詹在控制尚书台后，任用了公孙赫、虞晃、王峤、林绛等人（这些人无一例外皆为寒人）。在此，受制于史料限制，姑且不论朱詹、杨运与公孙赫、虞晃、王峤、林绛等人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官职任用，这些寒门人士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共存的纽带，可以被视为当时东秦朝堂与地方上的一支寒门势力，其显然以朱詹为核心。

其次是门阀人士一方。面对朱詹与杨运的得势，直接表现出不满的门阀人士是冉垕与严南，因此或许可以以这两人为线索，考察当时门阀人士一方的情况。《前秦书·薛楚传》：

高隆二年，拜吏部尚书。既为吏部，专典选举。楚与御史台令冉垕党附，以是互为表里，贿赂公行，选举陟黜，鲜以国法，时人曰：“薛公喜尔使上天，冉公恶汝教下地。”（注曰：楚为吏部尚书，可举人为官；垕为御史台令，可劾人入狱）穆宗微知其事，而不尝有制。⑧

《前秦书·薛臻传》：

高隆二年，拜户部尚书。时冉垕、薛楚柄权，欲与之结，臻初不欲党垕等，后见厥势炙手可热，遂与之比交（注曰：户部虽掌财权，不能与吏部、御史相伦也，以是事之）。⑨

《前秦书·刘苌传》：

高隆二年，为刑部侍郎。四年，拜廷尉。苌之断决，常翼庇权卿，共冉、薛为朋与，保护门阀，偏袒高第，以是是时法令不肃，判审乏公，穆宗颇闻之，遂欲罢其官，以其天下名门，乃未之行。⑩

《前秦书·冉由传》：

冉由，字情逸，京兆霸陵人。父垕，尚书台令（笔者注：冉垕担任尚书台令在秦熹宗天正元年，按《前秦书》的体例，追述传主父祖官职时多以最终任官为准）。由少能读书，乡里重之。高隆二年，起家为冯翊郡尉。四年，转河东太守。由在河东，圈占山水，多所侵夺，为刺史虞晃纠劾，尽收没之，以是颇憾晃，数与其父御史台令垕言。⑪

由此可知，在秦穆宗初期，可以判断为与冉垕站在一边的，至少有薛楚、薛臻、刘苌、冉垕等人。这些人（冉垕、薛楚、薛臻、刘苌、冉垕），再加上明显表示出对朱詹、杨运不满的严南，可以说组成了秦穆宗初期反对寒门人士的门阀势力，其显然以冉垕、薛楚为核心。

综上，在秦穆宗初期，东秦朝堂（包括以虞晃和冉由的对立为代表的地方⑫）形成了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之间的尖锐对立，双方之间矛盾极深，最终以“虞晃案”为总爆发点。因此，秦穆宗初期的“寒阀之争”，是“虞晃案”爆发的大背景；“虞晃案”的爆发，是秦穆宗初期寒门与门阀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

二、“虞晃案”的本末：“岂刺史可断征伐邪？”

“虞晃案”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虞晃在击败进攻并州的鞑靼之后率兵追击，最终被冉垕弹劾。“虞晃案”的相关史料在《前秦书》中散见于《朱詹传》《冉垕传》《虞晃传》与《冉由传》，⑬今将其先陈列于下：

四年，胡寇并州，虞晃出击破之。五年正月，御史台令冉垕以虞晃擅为调兵，弹晃。詹疏曰：“臣闻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若沙场之上，事必待诏，则动静变化，不能应卒，何能破敌致胜乎？故臣以为，晃不为罪。”垕固执晃有罪，帝下朝堂议，多赞合垕者，于是免晃，詹心以是甚寒心，常慨叹于时。⑭

时并州刺史虞晃却胡于北边，出击破之，垕以并州刺史虞晃擅为调兵，弹晃。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垕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初，垕子河东太守由尝于河东圈山水而为己业，晃执而收之，故垕有此劾。帝下朝堂议，门阀重臣以与垕为亲党，多赞合垕者，于是免晃。垕又讽吏部以由为并州刺史。垕之结党营私，多此类也。⑮

由在河东，圈占山水，多所侵夺，为刺史虞晃纠劾，尽收没之，以是颇憾晃，数与其父御史台令垕言。后直虞晃出军击胡，垕遂劾免晃。⑯

（高隆）四年二月，鞑靼寇雁门，晃初不与战，待其深入，以锐卒百道并发，遂破之。八月，晃率骑兵万人诡道奇袭鞑靼于阴山之南，鞑靼不意晃至，放马解甲，未有设备，遂斩首四千余级，虏胡万人，鞑靼可汗莫佩他坠马折一臂。九月，晃越山逐击……所至莫不克破，莫佩他每战败北，遂北逃避之。十一月，晃还并州……五年正月，御史台令冉垕以虞晃擅为调兵，弹之。尚书台令朱詹为晃开解，语在《詹传》。垕固执晃失职，帝下朝堂议，多赞合垕者，于是免晃。先是，垕子河东太守由尝于河东圈山水而为己业，晃执而收之，故垕有此劾。⑰

整理上列诸条史料，可以对“虞晃案”的本末有一个简单的概括：1.冉垕之子冉由曾在河东“圈占山水，多所侵夺”，被虞晃弹劾，冉垕父子因此怀恨在心；2.高隆四年，鞑靼进犯并州，虞晃击退了鞑靼，并进行追击，大败鞑靼；3.冉垕以虞晃“擅为调兵”为理由，弹劾虞晃；4.作为寒门人士总代表的朱詹为虞晃开脱；5.冉垕以“岂刺史可断征伐邪”为由，坚持弹劾虞晃；6.秦穆宗使朝堂讨论此事，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强大，“门阀重臣以与垕为亲党，多赞合垕者”，最终冉垕的弹劾成功，虞晃被免职。

如此看，“虞晃案”的经过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有些问题却是《前秦书》无法解决的：冉垕所言“擅为调兵”和“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究竟指的是什么？冉垕和朱詹在争论之中各自所持意见的依据何在？这是对于“虞晃案”本身而言，需要弄明白的问题。为方便本文讨论，笔者将冉垕和朱詹的争论整理如下：

冉垕：虞晃“擅为调兵”。

朱詹：“臣闻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若沙场之上，事必待诏，则动静变化，不能应卒，何能破敌致胜乎？故臣以为，晃不为罪。”

冉垕：“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

群臣同意冉垕的观点。

“擅为调兵”是冉垕弹劾的理由，这个描述过于笼统，可以先搁置不论。朱詹则表示虞晃作为将帅，可以“临时变机”，不需要“事必待诏”，总之，朱詹认为将帅可以因时制宜。但冉垕最后的反驳是：“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这个反驳最终得到了群臣的肯定，朱詹再也无法对冉垕的反驳进行反驳。那么，冉垕这个反驳究竟是什么意思？冉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首先，冉垕肯定了朱詹所说的话的一部分，即认为“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但冉垕又指出，“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可见，在冉垕看来，虞晃如果在“州境”之外作战，是可以因时制宜的，但问题在于虞晃在成功击败鞑靼进攻后决定“发兵出师”（即追击鞑靼）时，是在“州境”之内，而不是“决机乎戎场”，冉垕认为，在“州境”之内的情况下，刺史是不能够“断征伐”。所以，归根结底，冉垕认为虞晃应当被治罪“擅为调兵”的原因是在非特殊情况（即“非决机乎戎场”而“定谋于州境”的情况）之下，刺史不能够“断征伐”。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东秦刺史的军事权限是怎样的？《前秦书·军兵志》：

诸州都督总领本州兵马，秩四千石，雍州以西京所在，秩五千石。然自开秦以来，凡为都督者，必为刺史。而凡为刺史者，未必都督。诸州除郡兵之外，各设州兵一军，有都督则属都督，无都督则属刺史。刺史加都督者，调郡兵无议；刺史无都督者，调郡兵必有太守或郡尉之印符，或奏于东都兵部，或奏于西京留守，然后事急可从权，不须报而发郡兵。⑱

由此可知，刺史在不加都督的情况之下（虞晃即未加都督），只能够调属于刺史统领的“州兵一军”（东秦一军为一万五千人），如果要想调动“郡兵”，必须要有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报告给洛阳或者长安（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不等待洛阳和长安的回复）。那么，由此可见，刺史被限制的“断征伐”的权限主要在于调发“郡兵”的情况，并且，刺史如果得到了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上报，也是可以调发郡兵的。因此，如果冉垕想要成功弹劾虞晃，那么虞晃就必须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但是，《前秦书》并未记载虞晃是否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这使得“虞晃案”的逻辑链条出现了断裂。

然而，《东都世言》却保存了一则极为关键的史料：

六十九：鞑靼首领莫佩他尝寇并州，为虞并州（注曰：并州刺史虞晃）所破，并州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馘斩数万，威震沙漠。而并州初调诸郡兵，奏称将以御敌，未言跨境而穷讨。于是冉御史垕（注曰：御史台令冉垕）劾其枉调郡兵，自作决断。朱尚书（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御史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之内，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竟免其官。⑲

这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几点极为关键的信息：1.虞晃起初确实调动了“郡兵”，原因（或用处）是“将以御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上奏了朝廷，在上奏中虞晃对于调动郡兵的原因（或用处）只谈到了“将以御敌”；2.在击败了鞑靼的进犯之后，虞晃再一次调动了郡兵以追击鞑靼（虞晃此处“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显然不只带了一万五千的州兵），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却未向朝廷上奏（笔者推测应当是当时战况紧急，未能及时拿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3.冉垕针对虞晃调动郡兵追击鞑靼却没有上奏朝廷一点进行弹劾。⑳

综上，冉垕对虞晃的弹劾的逻辑链条成功得到了闭环。那么“虞晃案”的本末就变得清晰了，其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

三、“虞晃案”的影响：“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

“虞晃案”最终以冉垕成功弹劾虞晃，虞晃被免官为结果。“虞晃案”对于东秦后期政局而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其直接影响自然是虞晃被免去并州刺史一职，并州刺史一职由冉垕之子冉由接任。此外，“虞晃案”还有着不小的间接影响。

（一）门阀势力膨胀

在“虞晃案”中，激烈争斗的双方分别是以朱詹、虞晃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冉由为代表的门阀人士，最终门阀人士依靠其强大的势力，取得了胜利，首先将寒门出身的并州刺史虞晃罢免。此后，在“虞晃案”中取得胜利的门阀人士乘胜追击，进一步在朝堂之上排挤朱詹：

（高隆五年）六月，詹又上策以为：“今鞑靼、瓦剌寇掠北疆，谷浑、吐蕃骚扰西境，边关有烽火之警，塞民受劫盗之危，此今之大害也。臣以为，当于边地广开屯田，移民实塞，此可以使边塞之兵卒，不必万里运粮，且讲武黔首，使胡虏不能因隙扰犯，彼进不能克捷，退受我趋击，必当困顿绝心，降伏认罪。再密置烽火，多调强兵，重边关之防御，任善战之能臣，且设方略以间胡，使德我者来臣，畔我者孑孤，以是足以惩恶扬善，褒良剿贼，华夷可为一家，南北不动锋锐，此永绝后患也。”户部尚书薛臻驳之，以为鞑靼不足为患，瓦剌常怀教化，边疆无忧，诸重臣尽然之，事遂寝。詹既不能保虞晃，策复不受听，遂忧愤，屡乞骸骨，帝皆不许。㉑

此处与薛臻站在一边的“诸重臣”，无疑应当包括当时控制诸部尚书的门阀人士。最终，在高隆六年，以冉垕、严南为代表的门阀人士联合起来，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将朱詹弹劾下台：

（高隆）六年二月，礼部尚书严南上书称尚书台令朱詹尸位素餐，乞免之。御史台令冉垕又以其多失法度于堂上，劾之。三月，诏免詹，詹遂还家，忧苦悲愤，闭门不出。㉒

朱詹被弹劾免官之后，另一位寒门人士的代表杨运也被弹劾下台：

六年，有司奏运与朱詹有结党之嫌，遂免官还乡。运不堪恚怒，七年病卒，时年五十。㉓

总之，可以看到，随着“虞晃案”的爆发与结束，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的争斗急剧白热化，而门阀人士依靠其在朝堂上总体而言占优势的力量，最终将寒门人士的两个代表——朱詹与杨运排挤出朝堂。此后，门阀势力再次垄断了尚书台与中书台的高级官职，而秦穆宗也转而沉迷于享乐之中，无心再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于是门阀人士在击败了对手寒门人士之后，势力极度膨胀，这是“虞晃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间接影响。

（二）北境边防废弛

“虞晃案”之后，具有军事才能的寒门人士并州刺史虞晃被免官，门阀人士冉由被任命为新的并州刺史。然而，冉由并非将材，其在并州刺史任上，并未关心东秦的北境边防，而是只顾敛财，最终导致东秦北境的边防极度废弛：

垕又讽群臣，使由补为并州刺史。时由年方二十四，三四年间，自郡尉得为岳牧，天下惊骇。由既临州，索赂贪赃，巧取豪夺，家资遂以亿万计数，而布衣苦之。又专务产业，不事兵防，以是边境居民，屡为鞑靼所略。鞑靼寇犯，由弃州南逃，以是并北诸郡，一时沦陷，朝廷时务抗胡，不遑治之。永皇二年，免由刺史，收付廷尉，以失职丧地，禁锢终身。㉔

对于这一点，身处当时的鞑靼首领莫佩他的感受最为直接：

七十：莫佩他既为虞并州所破，颇惮畏之。虞并州既免官废詘，事闻于莫佩他，其方在马上狩猎，闻而仰首狂喜大笑，至于坠马，左右急扶其起，问“可汗无恙？”莫佩他对曰：“秦免虞晃，是亲掘坟墓，自毁长城。我今虽坠马，无碍也，而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此岂天助我乎？秦可灭矣！”㉕

莫佩他在得知虞晃被免官之后，直言东秦是在“亲掘坟墓，自毁长城”，并认为“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秦可灭矣”，足可见虞晃被免官对于当时东秦北境边防的影响。总之，“虞晃案”之后，东秦北境（尤其是并州地区）边防极度废弛，这是“虞晃案”的另一个间接影响。

（三）小结

综上，除虞晃被免官、冉由担任新一任并州刺史这一直接影响外，“虞晃案”还对东秦造成了门阀势力膨胀和北境边防废弛等间接影响。而在后世史家看来，门阀势力膨胀后的朝政**堕落与北境边防的极度废弛，是东秦王朝最终灭亡的两个重要原因：

史臣曰：穆宗之时，门阀堕落，赖其资第，坐至公卿。邓灼虚静，尚不为愆；至于冉垕、薛楚，结党排贰，进同弹异，爱私者擢拔，忌恨者黜抑，遂使纲纪混乱，政序衰颓，东都之浸羸，此辈不能辞责也！㉖

爰及穆宗成皇帝，留心犬马之事，肆意山水之间，怨讟兴于黔首，边防弛乎鄣塞。降及熹宗灵皇帝失御戎旅，崩弑行阵，鞑靼间隙，寇虐神洲，河北罹其荼毒，山东婴厥祸难。㉗

（都云令注曰：）呜呼，以臣观之，光宗溘然登遐，捐弃烝庶，穆皇奉纂，默然垂拱。而门阀世族，玩珪金銮；骄藩彊岳，裂土分疆；豪强庄主，侵贫兼弱；鄣塞边亭，弥废寖弛。以光宗之神资，禀旷代之权略，尚能条理中外，承平朝野；俟穆宗之怠倦，逢熹宗之颠覆，遂罹倒悬陆沉，人危披发。㉘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虞晃案”的结局，为东秦王朝敲响了最终灭亡的丧钟。

结语

综上，秦穆宗即位初期，试图依靠寒门人士来抑制门阀势力，导致寒门与门阀之间的尖锐对立，是“虞晃案”爆发的大背景。“虞晃案”的经过，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而“虞晃案”导致了东秦后期门阀势力的膨胀与北境边防的废弛，则为东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余论：略谈朱詹

作为秦穆宗初期寒门人士总代表的朱詹，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

相比于那些衣冠累代的门阀，朱詹的家境并不突出，他“少贫乏”，只能“常为人苦力”。但他却并没有甘于现状，反而“颇耽学，每为人佣抄，以机读书，故略有学识。”最终被举为贤良，在永弘七年成为了一名“县主簿”。与门阀世家人士二十岁左右便动辄以中六百石、六百石的官位起家相比，朱詹在三十岁这样的年纪，起家官也只不过是一个“比三百石”的主簿而已。

但是，朱詹却不乏能力与品德。面对劫掠行人的“贼首”鞠虎，朱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其引上正轨，使其改邪归正，亲自为其改名“鞠悟”；在常山郡别驾任上之时，“郡内人民好斗，每有争端，持械而残杀，多有伤害。自詹就位，每和解劝导，以是日少，或偶有斗者，每曰：‘莫使朱别驾闻我等负之。’”㉙在这时，恰好朱詹又碰到了秦光宗这样一位善于唯才是举的君主，于是，或许是因为看重朱詹的才能与名声，或许也是因为希望能够为刚刚当上太子、日后将要即位的秦穆宗组建一套以寒门才俊为主干的东宫班底，㉚光宗任命朱詹为“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秦穆宗）。

于是，在秦穆宗即位之后，作为东宫旧臣的朱詹，在秦穆宗试图以寒门人士抑制门阀势力的机遇之下，被任命为尚书台令。当年那个“常为人苦力”、“每为人佣抄”的穷小子，居然一朝成为了东秦王朝权位最高的大臣，无怪当时“天下惊骇”。被委以重任的朱詹，并非有辜负秦穆宗的厚望，而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而，习惯了由他们掌控高官之位的门阀世族，自然不能容许朱詹这种寒门人士，因此，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不断寻找机会，企图击败朱詹。

最终，双方之间的激烈较量在“虞晃案”中爆发，实力有限的朱詹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失败，门阀人士赢得了胜利。此后，门阀人士不断加紧攻势。而朱詹早在“虞晃案”之后就已经“甚寒心，常慨叹于时”了，在“既不能保虞晃，策复不受听”的情况之下，“遂忧愤，屡乞骸骨”，可见，此时的朱詹已经心灰意冷。虽然当年亲手将他提拔到尚书台令的秦穆宗面对朱詹的请辞，态度是“皆不许”，但事实上，随着“虞晃案”的结束，寒门势力被击败，可以看到秦穆宗的意志也在逐渐消沉，秦穆宗与朱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帝诏修泰乐宫、静心宫于长安，詹以为长安宫殿已备，不宜增修；若实欲章国盛，惟营泰乐宫即可，帝不听。

于是，高隆六年，门阀人士对朱詹发起最后一击：

六年二月，礼部尚书严南上书称尚书台令朱詹尸位素餐，乞免之。御史台令冉垕又以其多失法度于堂上，劾之。

面对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秦穆宗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下诏罢免了朱詹，“詹遂还家，忧苦悲愤，闭门不出。”

从永弘七年到高隆六年，在这二十多年间，朱詹从一介“少贫乏”的布衣，先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尚书台令，又成为了一介“忧苦悲愤”的布衣。对于这二十多年，我们自然不能说朱詹的努力最终一切成空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朱詹自己而言，这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

好在，尽管被弹劾罢官，似乎应当人走茶凉，但当朱詹重新回到他的家乡时，还有人记得他，并准备好礼节前来拜访，这个人就是当年朱詹亲手将其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鞠悟。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至晚自永庆八年朱詹进京担任太子中庶子之后，朱詹可能至少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未曾与鞠悟相见。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见的是，当鞠悟前来拜访之时，这位折戟沉沙的宰相，面对这位当年的故人，心头的喜悦与感慨一定溢于言表。朱詹与鞠悟之间的对话，成为《朱詹传》中除对朱詹去世的记载之外的最后一处文字：

先是其所喻贼首鞠悟已从良务农，闻詹还乡，备礼过之，詹初不知其是悟，未为开门，悟乃大声言曰：“身是鞠悟，台相忘草民乎？”詹大惊且喜，遽为开门，揖谢曰：“不闻仁兄远来，迎待失礼，望仁兄莫怪也。”遂具馔与之延谈，谈及旧事生平，颇欢悦。悟问曰：“台相后欲何为？”詹曰：“无为。”悟曰：“台相天下奇才，居闲在此，余窃为社稷惜之。”詹笑曰：“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

朱詹在起初不知道是鞠悟的情况下“未为开门”，我们可以推知，失败后的朱詹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情迎接那些形式化的访客，然而，当鞠悟高喊“身是鞠悟，台相忘草民乎”的时候，朱詹却“大惊且喜，遽为开门”。一个是被弹劾下台、成为平民的前任宰相，一个是曾经做过山贼头目的从良农民，㉛这两个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交集的人，此时此刻却坐在了一起，“颇欢悦”地“谈及旧事生平”，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面，像朱詹的人生一样特别。

朱詹的最后一句话——尽管是笑着说出来的，但看起来语气却很勉强，他说：“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笔者私以为，在这里，朱詹未必是觉得以自己的能力难以与这些“燕雀”争夺“长天”，而是在他看来：“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个鲲鹏，又于天下何加焉？”

①参见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

②（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四台》中，尚书台的位置要在中书台之前，同时尚书台“在宫城之北”，坐北则朝南；而中书台“在宫城之西”，坐西则朝东；东秦初期也是由地位更高的圣王管恒担任尚书台令，地位仅次于圣王管恒的明王刘停担任中书台令（《前秦书》卷1下《高帝本纪第一下》），可见尽管尚书台令与中书台令品秩相同，但尚书台令要比中书台令地位更高。

③《前秦书》卷37《朱詹传》。

④《前秦书》卷37《杨运传》。

⑤《前秦书》卷38《冉垕传》。

⑥《前秦书》卷38《严南传》。

⑦《前秦书》卷37《朱詹传》。

⑧《前秦书》卷38《薛楚传》。

⑨《前秦书》卷38《薛臻传》。

⑩《前秦书》卷39《刘苌传》。

⑪《前秦书》卷39《冉由传》。笔者注：河东郡虽然属司隶管辖，但按《前秦书》卷64之一《地理志之一·司隶》：“司隶既为中官，或事繁不暇治郡（注曰：实以其人多门阀，无其才力心志耳），以是河东或政隶并州，河内或政隶冀州，弘农或政隶雍州，非常制也。”可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河东郡是有可能受并州管辖的。

⑫此外，地方上的寒门人士幽州刺史公孙赫也陷入到了与门阀的对立之中，《前秦书》卷40《公孙赫传》：“（公孙）赫治军，往往散营而次，如可破者，然鞑靼每攻，赫则能摧，以是鞑靼屡败，而时当轴以赫为朱詹所擢（笔者注：此处的“当轴”应当指的就是当时与朱詹对立的门阀势力），故常抑其功，幕僚每以为言，赫恂恂若不失者也。”

⑬此外，《前秦书·穆宗本纪》也有相关文字，但多与以上几传文字重合。

⑭《前秦书》卷37《朱詹传》。

⑮《前秦书》卷38《冉垕传》。

⑯《前秦书》卷39《冉由传》。

⑰《前秦书》卷40《虞晃传》。

⑱《前秦书》卷67《军兵志》。

⑲（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7。

⑳至于杨聆在能看到《东都世言》并在其他地方广泛使用《东都世言》作为材料的情况下（关于杨聆在《前秦书》编撰过程中对《东都世言》的取舍等相关问题，可以参见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为何在此对《东都世言》中相关文字置之不用，笔者私以为，杨聆如此取舍的原因在于：首先，杨聆本人对东秦后期门阀人士的印象本就不好：

史臣曰：穆宗之时，门阀堕落，赖其资第，坐至公卿。邓灼虚静，尚不为愆；至于冉垕、薛楚，结党排贰，进同弹异，爱私者擢拔，忌恨者黜抑，遂使纲纪混乱，政序衰颓，东都之浸羸，此辈不能辞责也！（《前秦书》卷38“史臣曰”）

史臣曰：臣观东都之季末，门阀豪横，或背实于评论，或不法于京城。兵部之尚书，不识金戈；九卿之廷尉，偏情断审。圈占山水，搜刮民脂，可谓得心应手；匡正朝纲，抗御胡寇，实在满目荒唐！岂惟前代之失乎？亦今时之鉴也。（《前秦书》卷39“史臣曰”）

因此杨聆本人自然对东秦后期门阀人士有一定程度上的不满心态，而其又对虞晃的遭遇表示同情：

史臣曰：杨玉、虞晃、公孙赫、肖果者，悉皇朝二永高隆年间（注曰：二永，言永弘、永庆），抗御戎狄胡夷于北州之所赖也。然虞晃以功免官，肖果久守难擢，盖时政理衰颓，已不能止矣！（《前秦书》卷40“史臣曰”）

在这种情况下，杨聆自然会对虞晃的一些过错进行有意识的掩饰，并且借此体现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徇私枉法的无理行径，从而通过史料取舍，塑造出虞晃的无辜形象和冉垕的奸恶形象。

㉑《前秦书》卷37《朱詹传》。

㉒《前秦书》卷37《朱詹传》。

㉓《前秦书》卷37《杨运传》。

㉔《前秦书》卷39《冉由传》。

㉕（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7。

㉖《前秦书》卷8“史臣曰”。

㉗《前秦书》卷70《史家志》。

㉘《前秦书》卷70《史家志》。

㉙《前秦书》卷37《朱詹传》。以下引文无特殊说明处皆出自《前秦书·朱詹传》。

㉚除朱詹外，秦光宗为秦穆宗安排的太子洗马杨运也是寒门人士。

㉛《东都世言》卷6明确记载当时朱詹所在郡（常山郡）因为“郡中多峰嶂”，因此“山胡中有恶狠者，每煽动胡夏，虏劫往来”，可以推知鞠悟起初应当属于山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