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书 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

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

——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063500）

摘要：对历史材料的选择与运用，是历史编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编纂《前秦书》时，面对许多历史材料，杨聆对其进行了选择性取舍。而杨聆在史料取舍中，对于涉及到“神怪”现象的材料，往往不予采纳，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杨聆对《王平别传》的裁剪上，体现了杨聆的“反神怪”思想。同时，在《前秦书》其他部分的编纂上，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受制于客观要求的限制，杨聆不得不记载了几处“神怪”现象，并用“天命论”来宣扬统治合法性，但总体上看，杨聆在历史编纂中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

关键词：杨聆；《前秦书》；《开皇四名将别传》；历史编纂

在古代历史编纂中，历史编纂者往往以掌握大量历史材料为基础，并通过对这些历史材料的整理、裁剪和编排，写成新的历史著作。因此，对历史材料的运用，是古代史书编纂成书的重要环节，而对历史材料的运用，也往往能够体现历史编纂者的思想、立场与观点。历史编纂者对历史材料的辨别、取舍、编次乃至修改，都体现着历史编纂者对于历史材料的理解，以及其在历史编纂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或历史编纂面临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要求。本文即将以《前秦书•王平传》（下文一概简称《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下文一概简称《王平别传》）的比较为中心，从《前秦书》“作者”（注：鉴于所有所谓的“史料”都是笔者张仕一一人编造的，所以这里的作者是伪托，加双引号以区别，下同）杨聆对史料的取舍中探讨杨聆的“反神怪”思想。

一、《前秦书》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的关系

想要通过比较《前秦书》与《开皇四名将别传》来探讨杨聆的无神思想，首先要探讨两书之间的关系。按《前秦书•自序》《前秦书•史家志》与《开皇四名将别传•序》，成书于东秦永弘五年的《开皇四名将别传》是成书于西秦新昌八年的《前秦书》编纂的一个史料来源：

•于是臣（杨聆）乃博索私撰，广求藏书，搜览异闻，辑察野著，然后考其正讹，曾葺国史，凡所用者，录列在下：

圣王管子常《关中日记》十卷

特进郜芝《名门录》二十五卷

……

司徒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四卷

……①

如此则二者的关系便显而易见了：《开皇四名将别传》是杨聆在编纂《前秦书》时运用到的重要历史材料。

二、《王平传》与《王平别传》的比较

笔者之所以选择《前秦书》中的《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中的《王平别传》进行比较，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二者的内容主体上相似度很高，显然是杨聆在编纂《王平传》时大量转用了《王平别传》；第二，二者的内容却又有些许差异，可见杨聆对《王平别传》中的记载进行了取舍，而杨聆的取舍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切入点。

比较两篇文献中关于王平的记载（《王平传》对于王平诸子记载一笔略过，不算在内），可以发现二者的主要区别，除了语句用词上细小的出入与记载详略有别之外，主要有以下：

（一）《王平传》没有而《王平别传》有的记载

1.王平的早年出身与性格：

•世为农户，少性戆直，信有然诺，勇健豪气，为邑里所知。②

2.王平刚刚出生时其父曾找相面者为其相面：

•初，平方诞，其父孟使人相之，相者曰：“此子必大贵，能至三公也。”稍长，才学不闻，其父乃以相者之言为虚夸，常谓平曰：“汝能仕已大幸，老子何贪为三公父？”③

3.王平劝李柯良不要追击马隆

•四年夏，伪凉主马隆寇关中，犯凤翔，圣王使益州牧李柯良将兵四万先往逆之，使平将众二万继之。比至，柯良已破隆，欲整甲追北，平劝之曰：“彼远来轻我，故有今败，穷寇莫追，俟大军属至，会锐推锋，则万全之计。”柯良从之，遂报使圣王，属圣王不欲起兵火于关西，遂与凉和。王嘉平能持重，以为雍州长史。④

4.王平劝管恒提前发兵援助高帝于洛阳：

•七年，伪吴主士尚使使入魏，与伪魏主郝应媾和，遂约共北寇于我。而帝用御史令方从益之计，坚壁清野，使敌深入。圣王闻讯，急召诸将戒严整装，平问曰：“王何以戒严？”王曰：“帝用御史之计，固可使吴退还，然魏与我近，兵马转运无阻，焉可南归？此危矣，故戒严以俟诏征。”平对曰：“临机制宜，明达所知。王承制董督关中，今既策山东之势，何必待诏，宜即日星奔电赴，以期蚤勤万岁。”圣王然之，遂先期会兵东赴，王之得以速至洛京，以用平语。⑤

5.洛阳之战前的对话：

•王既至洛京，将与郝应决战，王乃问于平曰：“今日何若？”平对曰：“彼骄恃而来，必败不疑。”王问曰：“卿计安出？”平对曰：“臣为将校，但抛颅洒血，披荆斩棘，以报偿天恩，至于破敌之计，则非臣所思。”王曰：“赖卿部画矣。”平之从圣王于左右，每规画分布，部署阵营，颇得节度，斯须成功，以是王于此颇赖用之。及与应战，平将步卒在前，直对敌阵，进而推摧魏师，擂鼓前斗，遂大破魏兵。⑥

6.管恒与王平在蓟台上的对话：

•王既入蓟灭梁，登台远眺，怅然曰：“山河万古不移，奈何人常更易？”平对曰：“山河石积尘堆，水侵风蚀，故而万年之远，已模样幡然。然王上与万岁义结金兰，推诚相信，遂涤荡四海，芟夷群雄，此君臣至轨，万古不二，其名誉波流，岂惟万年哉？”圣王欣然曰：“孤但求后世青史，有孤一传，足矣。”平对曰：“若如王上尚惟求一传，则臣但乞后世王传中有语：王平，雍州长史，常从王转战，稍有功劳。”王拍平肩曰：“努力，以孤所见，卿必当自有一传也！如蒙不嫌，二人合传，岂不美哉？”平随圣王驱驰，常在左右，辅佐谋谟，无不参预，以是虽官职不显，而名实皆备，人多重之，王益以其为可托付之人，常传授所学，寄以重望。⑦

7.王平在关中的治理成效：

•十六年，以平为太尉参军，兼雍州长史。时鲜卑盗犯北鄙，圣王每以元帅往讨，故雍州事宜，实颇赖平以条理。平治郡县，不求奇功，但务实业，劝奖耕织，开渠兴冶，又数躬被布衣，深赴坊巷，以求民之所怨，以为改革。尝有一民姓闻，怨于市中曰：“当涂实皆恶人也！”平闻之，问曰：“足下何为此言？”民对曰：“今岁本县遭旱，然庙堂肉食者皆以州为筹，若非一州受旱，未尝蠲复，如本县何？”平问知其县，遂请于圣王，使单减此县租税。⑧

8.辞让节度使

•昌武元年冬，太宗以平为姑臧节度使，封雍侯。平得拜书，与左右曰：“老朽岂少此一职乎？何以忝蒙荣宠哉？昔我耕耘于左辅，求一百石官而不得。今寄任西州，又御赐旌节，然处高则危，诚我所不欲也。”左辅者，谓左冯翊。太宗之任节度使，皆赐旌节，并手题文字，故平有此言。⑨

9.管恒临终与王平的对话：

•六年春，圣王疾笃，平闻之，急星夜奔赴长安，服侍榻前。圣王临崩，执平手语之曰：“孤与卿义同生死，恩若兄弟，不意今日孤先往事先帝矣。卿智勇双全，国之名将，今虽年逾耳顺，然犹若壮年，故西藩之任，舍卿其谁！愿卿躬勉自励，勿忘在蓟之言。”平泣涕曰：“不佞本帐下之伍卒，蒙王上不以愚钝，显拔超擢，忝列帷幄；垂导赐教，玷污凉方。虽箭雨刀山，赴汤蹈火，亦不能报答，私誓会将穷心竭虑，剖肝沥胆，以乞能酬鸿恩之万一，堪偿厚德以微薄也。”王闻之遂喜曰：“如此，则孤安矣，死可瞑目。”遂崩。平哀悼悲伤，至于消身瘦骨，太宗手诏劝之减悲。⑩

10.关于兄长王宁的记载：

•平有兄名宁，性颇怯懦而憨直。平既从圣王戎马关山，常难事双亲于膝下，颇**以服侍父母。宁尝与平言曰：“体出同亲，奈何弟知略兵谋，列位封疆，而兄劣弱至此乎？”平笑曰：“兄此言差矣。兄内孝于亲而弟忠于君，是以我一门忠孝两全，岂非世间鲜有邪？”其兄意乃稍解。⑪

11.王平后来又与幼时相面者见面后的对话：

•平在雍州时，微服市坊之间，其幼时相者见而识之，问曰：“公非王长史乎？”平对曰：“然，先生何以知之？”相者对曰：“令尊尝使余相公面也。”平大笑曰：“如是则余知之矣，家父数与余言及此事。然则先生曩云我当位至三公，今何以惟一长史耳？岂非错料乎？”相者对曰：“相法如此，公后必为，莫泰急也。然则余观公相，有末世三公之貌，本以为当三公于梁季，今已入皇秦，不意何以解之。”平复大笑曰：“相法焉足信乎？今皇秦鼎盛，余何以得为末世三公？且岂命运之蚤定于初生乎？此余所不信。”相者亦大笑曰：“公或然也。”洎乎平拜司空，而赵氏弑孝宗，加九锡，有不臣之迹，平始忆斯语，怅然叹曰：“岂如其料乎？”⑫

（二）《王平传》有而《王平别传》没有的记载：

1.床山之败后王平劝管恒不要轻生：

•床山之战，圣王大败，匹马与诸将南奔，既至河（注曰：河言黄河），王泣对诸将，惭愧万分，欲自刎，王平与赵之扬沮之曰：“人言胜败乃兵家常事，王自起兵以来，以郭孝成之强，送死汉中；郝应之盛，折戟洛南。何以今日一败，尽弃前功焉？今日虽败，河南仍为国有，关中犹在王化，卷土重来，尚未可知，何故在此轻生乎？窃为王思之。”王意乃稍解。⑬

2.延昌元年被吐谷浑击败：

•延昌元年八月，吐谷浑寇凉州南境，王平初不以为虞，潦草与战，不利。⑭

三、对《王平传》与《王平别传》区别的分析

上文中提到的二者之间的区别中，《王平传》有而《王平别传》没有的记载，杨聆当别有所据，在此不作讨论。《王平别传》有而《王平传》没有的11处记载，则显然是我们需要归纳分析的。

这11处记载中，3、4、5、7处都是王平参与到管恒决策或功业中的功劳，杨聆在《前秦书》编纂中将其抹去，具有将功劳归功于圣王管恒一人身上的倾向，这与《前秦书》书写中塑造圣王完美形象的宗旨也相吻合。

6、9二处主要是将关于王平与管恒间感情的具体事件抹去，其实二人之间的感情在《王平传》中有“平随圣王驱驰，常在左右，辅佐谋谟，无不参预，以是虽官职不显，而名实皆备，人多重之，圣王益以其为可托付之人”的记载⑮，已经概括了二人间的密切合作。

8处记载所体现的王平为人比较谦让的，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从后来王平辞三公的记载中体现：

•四年，赵默既杀杨零，秉持朝纲，以王平军中勋望，欲尊拢之。九月，遥授平为司空，平屡辞，曰：“老奴何能至三公？”优诏不许，平乃受司空，犹留镇凉州。⑯

至于1处关于早年出身与性格的记载和10处兄长王宁的记载被省去或有他因，但也与这两个记载并无太大意义有关系。

然而，2与11两处作为前后呼应、较为完整且与当时政治变动相联系的一个故事记载，却并未被杨聆所采用，而是被杨聆遗弃，笔者认为，这与此记载反应了相面这一与迷信怪异密切相联系的现象有着密切关系，体现了杨聆的“反神怪”思想。这一观点并非武断，除了此一处证据外，杨聆在《前秦书》编纂过程中还有多处反映他的“反神怪”思想。

四、《前秦书》编纂中其他体现杨聆“反神怪”思想之处

《前秦书》编纂中其他体现杨聆“反神怪”思想之处主要有：

1.不设《五行志》。

2.除秦高帝出生时外，其他人出生时无任何怪异现象的记载，即使是秦高帝，也只是“皇妣生帝时红光乍于空”⑰，没有其他怪异现象。

3.记载了李晚成反驳父亲客人把乌鸦飞过作为不祥征兆的故事：

•有客来过晚成父忠，有鸦落在檐，客戏忠曰：“君将有恶事乎？何以鸦落。”忠笑而不能对，晚成在边曰：“有无礼客诣，大恶事，故鸦落。”客笑，与忠曰：“此儿可畏也。”⑱

4.只记载了一次乞雨行为，却又是失败的乞雨行为：

•延昌五年，梁郡大旱，哲（儿哲）为郡祈雨，作文曰：“祈曰：天地造人，化万物之灵长，集乾坤之精魂，乃有水火，方出稻粟，复得生息。而若祗造世，无控阴阳，使水火随意，风雷无豫，则安得康平？故有晦明炎凉，春夏秋冬，教宇宙以定轨，中混沌以固行。然则有夏日高悬，烈焰长空，灿阳贯昼，热浪横川，布衣怨苦，黔首怀恸，故祈天地以暂行风雨，以驱炎焱，使百姓驩乐，万民憙庆，彰天地之好生，显乾坤之乐善，是以稽首衷求。”然亦不雨。⑲

5.按《前秦书•史家志》，成书于西秦初、早于《前秦书》的《东都世言》也是杨聆能掌握到的历史材料，然而，杨聆对于《东都世言》中关于圣王管恒谦冲辞佛的记载，却没有编录在《前秦书》中。杨聆在《前秦书》极力塑造完美的圣王形象，而这则故事反映了圣王管恒的不居功自傲，杨聆理应采用，但最终杨聆将其舍弃，推测与其中有关于佛法的记载有直接关系：

•一：圣王游郊，会遇一佛寺，入，见其中祀己象，大愕，问沙门曰：“此象何时立？”沙门对曰：“崇宁七年，王上举义荆楚，此间骤生此寺，有西方自谓极乐世界使者托梦于臣，使臣守此寺，待王上来。”又指象左一碑，曰：“此碑刊王上功绩八十件，王上每建一功，此碑上字不勒而自显，至于今日，已八十件。昨日使者又托梦于臣，谓今日王当来，俾臣以此告王，并言王上功满八十一，则可成佛。”王熟视其碑，自起义至于平西域，功满八十，遂穷心竭虑，屈指顾算，不能再得，乃笑而叹曰：“孤凡人耳，何敢玷污上佛伽蓝？”遂欲去，言方毕，石碑自动，上浮字曰：“功第八十一：辞佛不矜”，王大惊，少顷笑曰：“佛就孤业也，如此则孤功德圆满矣！”⑳

6.对于《东都世言》中涉及到有人信佛的记载也并不采纳（这段记载主人公又恰好是王平，按理说“素不信佛”的王平成功反驳了信佛者，但《王平别传》中又有相面者预言成功的记载，如果只录一者，显然有违史实；而两者皆录，却又反而证明了神怪现象存在，因此杨聆选择一概不录，也体现了其反神怪思想）

•二：王司空尝行于野（注曰：王司空者，王平也，《世言》之中，或以人终官名之，未必当时为司空），见有老妇趣走，司空问曰：“老母何急事？”对曰：“我家有儿生，往城外佛寺捐香火以祈福。”司空素不信佛，顾问其佐吏曰：“尔信佛乎？”佐吏对曰：“信也。”问曰：“尝施香火乎？”对曰：“然。”司空乃大笑曰：“彼若本不欲福尔，虽施香火何用？若贪此一二钱而改志，岂堪奉之？”㉑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而言之，从《前秦书》中其他部分的史料取舍方面，也可以发现杨聆在进行史料取舍与历史编纂上，具有鲜明的“反神怪”思想。当然，杨聆编纂《前秦书》毕竟是为了反映东秦历史社会面貌，因此对于一些不得不编录的神怪现象也只能采用。如前文提到的高帝出生时的红光，作为秦朝臣子的杨聆，自然要为证明秦朝正统性而服务，而神化开国帝王的出生，是古代王朝自证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因此杨聆不得不记载了这一怪异现象；同时，尽管杨聆个人不认为神怪现象是存在的，但占星解梦者这一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杨聆在《前秦书•技贾类》中也记载了占星解梦者华格的事迹；此外，杨聆毕竟是受诏修史，要为秦朝政治需要服务，宣扬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其在《前秦书•史家志》文末的“史臣曰”中也运用了“天命论”这一唯心史观的内容来论证秦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无可厚非：

•而今上大圣皇帝承先皇遗业，践阼西京，君临寰宇，蒙续天命，若非皇秦气数未尽，焉能再兴邪？盖皇秦万世，宗庙永存，乃符运之所归，寔乾坤之降命矣！㉒

五、结语

综上所述，杨聆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反映了杨聆在历史编纂中的“反神怪”思想。尽管受制于客观环境与政治要求的限制，杨聆不得不记载了几处“神怪”现象，并用“天命论”来宣扬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

最后，稍微说几句题外话。杨聆编纂《前秦书》，总体上以宏观叙事为主基调，对于街头巷尾的传说故事往往不予编录。这当然有利于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不妨碍《前秦书》是反映东秦历史社会面貌的最重要史料，但也会导致许多能够反映东秦历史社会微观与细节的记载缺失，好在《开皇四名将别传》《东都世言》（笔者注：前二种已经动笔开写，但目前还没有发布，预计几天后陆续发布）《伪赵志纂》《魏书》《陈实录》《吴书》（笔者注：后四种目前还没有开始动笔）等辅助文献得以保存，为研究东秦历史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史料。

①、㉒（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70《史家志》。

②—⑫（东秦）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卷2《王平别传》。

⑬—⑯《前秦书》卷24《王平传》。

⑰《前秦书》卷1上《高帝纪上》。

⑱《前秦书》卷20《李商国公世家》。

⑲《前秦书》卷55上《文学类上》。

⑳—㉑（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