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第八》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第一》看杨聆之妇女观
沈三川
(华中师范大学荆州,江夏郡44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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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仕一按:本文系我向“沈三川”同学(以下称呼为“沈同学)请稿后,沈同学所写。当时请求沈同学写一篇文章时,主要是考虑到此前“东秦”研究的几篇“论文”大多都是传统领域,缺乏一些较为新颖的视角,而沈同学作为《前秦书》及相关书目的忠实读者,其专业方向又是相对视角更具新颖性的“社会性别史”,故而斥巨资(一顿饭)请她写了这样一样一篇文章,并得到转载授权。本文研究角度新颖,史料运用合理,逻辑相对通顺,尽管部分内容尚有瑕疵,但不啻为有关“东秦史”研究的一篇高价值文章,在此非常感谢沈同学。
摘要:在《前秦书》的记载当中,不乏对于女性人物的着墨,多散见于帝王将相之相关记载当中,“然国家大事,在政与戎,故女子鲜预,乏入纪传”①,综观《前秦书》,惟有《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两篇对女性人物进行了集中描写,也正是这两篇记述,或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出了作为撰写者的杨聆的妇女观。在本文当中,笔者即从《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当中记载的女**迹入手,进行分类概述,试图总结出杨聆的妇女观,并指出当中的局限性与超前性。
关键词:妇女观;杨聆;《前秦书》;性别研究
《前秦书·列女类第八》所载女性共五位,即圣王贞哀妃姚氏、韩丰妻郝氏、冯翊阎氏、新罗金氏、晋王武哀妃梁氏,其中以梁氏着墨最多,郝氏次之;《前秦书·后妃类第一》所载为自高帝始之后宫诸人,大部分后妃仅是有名姓、家世的政治符号(如宣仁邓皇后)而已,有具体事迹记载的分别有高哀杨皇后、武仁杨皇后、宣德刘皇后、宣景孟贵妃、武昭帝后唐氏,其中以武仁杨皇后与武昭帝后唐氏着墨最多。以下笔者则将这十位女性见诸史籍的事迹进行简单的分类,从而结合杨聆的“史臣曰”,一窥其妇女观。
一、诸女事迹分类概述
《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所载十位主要女性人物,按照事迹分类,可以分为忠勇类、节义类、涉政类与劣迹类共四类。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位女性人物可能同时属于两类,此处的分类以人物代表性特质为标准。如在笔者看来,圣王贞哀妃姚氏便既可以属于节义类,又可以属于涉政类。
忠勇类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晋王武哀妃梁氏。梁氏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忠烈勇义皆备。魏郡誓死守城是为忠,遭晋王之弃后触柱自尽是为烈,领兵搏杀万军之中是为勇,大敌当前不以儿女情长为先是为义,如此女子,最后落得自尽的下场,实在令人叹惋。杨聆则评价她为“梁氏沥血沙场,冲锋战阵,为社稷驱驰,救苍生水火,诚皇秦之功勋也”②,可见杨聆对于梁氏的赞赏之情。冯翊阎氏虽为平民,却也具有“勇”与“义”这两种品格。作为女子为父报仇本就困难,还能够思虑到夫家,可见其“义”。除这两者以外,武仁杨皇后、武昭帝后唐氏也具有“忠勇”的特点。从行文所用笔墨而言,“忠勇类”当为杨聆所偏重的一类。
节义类的代表人物则是韩丰妻郝氏。具记载,在韩丰被俘之后,郝氏表现出了与一般闺阁女子不同的态度:
而太子深入,为鲜卑所破,败还,丰为鲜卑所虏,而太子推尤于韩丰,且言其已降鲜卑,诸臣承太子旨,遂大议抄没丰家。郝氏闻之,勃然曰:“府君天下名将,忠肝义胆,焉能屈膝降虏,而弃今上揖请之恩乎(注曰:高帝揖请韩丰之事,见《韩丰传》)?此必竖子诬言也!”然群口訾责,郝氏不堪其辱,遂惭愤自裁,有二女,亦从自尽。③
郝氏的节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杨聆却发出了“得无执拗过乎?”的疑问,可见在杨聆心中对于节义的是有一个“过”与“不过”的界限的,此处留待稍后讨论。除郝氏之外,圣王贞哀妃姚氏焚屋而死的行为也称得上“节义”,与郝氏自尽的行为似乎性质相当,何以姚氏焚宅是“义烈光章,足迈芸芸丈夫矣”④,而郝氏的行为则有过于执拗之嫌呢?这自然也与杨聆的妇女观有所关联,笔者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涉政类女性人物则有两类,一种是直接涉政,此一类以武仁杨皇后为代表;另一种为间接涉政,此一类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此处对于涉政的定义为女性人物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并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武仁杨皇后对于政治的参与是比较直接的。具《开昌实录》记载,在太宗是否发兵讨不孝一事上,武仁杨皇后的出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诸将吏相顾纷扰,犹未能决,王妃杨氏从后出,再拜而跪于王前,高声曰:“坐待则必死,起争犹可胜。胜则君帝临天下,臣妾得附龙鳞;败则与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无深略,惟知此耳,何复言哉!?”诸将吏见之,亦皆跪,齐声喝曰:“惟王命是从,誓与王共生死!”⑤
可见杨皇后敏锐的政治感知力和不输男子的眼界。作为史书书写者的杨聆在《前秦书》当中并未提及这一段,自然是有出于政治考量的成分的,但即使是这样,《前秦书·后妃类第一》当中对于杨氏的记载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当朝政治的影响。宣德刘皇后同样对政治有着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至于间接涉政,则是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关于高哀杨皇后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高哀杨皇后与秦高帝年少时相恋,后来被“棒打鸳鸯”,杨氏最后郁郁而终,秦高帝或许是怀着愧疚,或许是怀着思念,追赠杨氏为皇后,并从此不再于后宫立后。“杨氏之死”成为了高帝后宫不立后的表层原因。⑥后宫无后,可见其影响之大,虽是“被动的”影响,却也不容忽视。以此为标准,圣王贞哀妃姚氏之死对于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影响,但是由于圣王与高帝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二者的影响力不可相当,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这里不作赘述。
最后的劣迹类,则以新罗金氏为代表。在做此一类分类时,名目难以确定,“劣迹类”或有不准,但也可暂为使用。新罗金氏是《前秦书》所载的少有的“坏女人”,杨聆记述她在赵默图谋杨零之时“每相协助”,“颇预其奸谋”,可见其对于政治也有一定的参与。此外,金氏对于赵默原配公主也“每加拳殴”。以此看来,金氏实在是“恶妇”,足以与作为乱臣贼子的赵默相配。而作为宠妃的宣景孟贵妃似乎也有“作恶”的嫌疑,在杨聆的,宣景孟贵妃进言之后,光宗便“以为然,遂竟废哀太子而立献文”⑦。这一类在史籍当中记载较少,体现出了一种“反衬”的作用,似乎在为什么而服务着。
二、杨聆妇女观之直接体现与间接体现
综观《前秦书》的记载,杨聆的妇女观体现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
直接体现表现在《列女类第八》与《后妃类第一》当中的“前言”与“史臣曰”。《列女类第八》当中所言“夫阴阳相合,天地之塑,乾坤之道,万物所以繁衍,血脉所以绵久”⑧,体现了其阴阳两分的性别观念,《后妃类第一》的前言当中同样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史臣曰”当中,他也直言“夫忠烈勇义者,人之善性也,匪惟在丈夫,亦在女子也”⑨,可见其具有超越性的妇女观念,即妇人不仅仅是闺阁当中的“金丝雀”,她们同样可以具有“忠烈勇义”这样的品质。
间接体现表现在人物的着墨篇幅。通读《前秦书》,再来看杨聆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不可否认的是,他在选择记叙对象的时候有着对于身份地位的考量,但是除此之外隐约可以看到另一重考量标准。在笔者看来,杨聆首重的是“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功”,此处的“有功”既考虑了人物本身的贡献,也考虑了其夫婿的贡献。比如,对于晋王武哀妃梁氏的描写则多于对武仁杨皇后的描写,而就地位而言,杨皇后是高于梁氏的。其次,杨聆重品格节义之士,如阎氏、郝氏、姚氏。阎氏以平民身份列于众女之间,颇有中和篇幅的意味。而郝氏与姚氏所为较为相似,在杨聆这里具有着不同的评价,或许可以回到杨聆首重的“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功”来看:姚氏之死无论是于战局而言还是于圣王而言,似乎都是“必要的”;而郝氏之死则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甚至在客观结果上还促成了韩丰的叛离。可以想见的是,若郝氏未死,韩丰未叛,关于他们的记述就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三、总结与评价
行文至此,以笔者的眼光来看,杨聆已经有了一定的妇女观基础,但是并未形成成熟的妇女观。
在他的,女性人物的侧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侧面塑造男性人物,突出男性人物的某种特质。尤其明显的是对于姚氏的刻画,为圣王这一角色形象的“从一而终”这一特点提供了有力的支点。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角色的存在是为政治服务的(为男性人物的塑造服务也是间接服务了政治),通过以上两节的分析可见,杨聆写史之时较为重视的元素为政治元素,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也是侧重于这一部分。
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形成妇女观,是具有超越性的。尤其是其没有居高临下,认为女性低劣,而是将男性和女性用同一套价值标准(即忠烈勇义)去评判,并对出现于道德上有所欠缺的男性人物进行批判,体现出其较为超前的性别观念。但是其观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至少书中所体现的观念仍然以男权社会的标准为标准,虽然某种程度认识到了男女的“同等”,但是并没有认识到男女的“不同一”。且其内容的出发点是为政治服务,故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些局限性。
尾注:
①(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②(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③(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④(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⑤(东秦)西河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中卷》。
⑥(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后妃类第一》。
⑦(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后妃类第一》。
⑧(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
⑨(西秦)杨聆撰:《前秦书》卷58《列女类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