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河南,山东三个省份,此时你若是在府县城池是能看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各色的工商行当都是纷纷兴起,都在招揽人手扩大规模,来自江南和沿海的商人们过来购买售卖。人人的脸上挂着笑容,这可是这百余年最好的日子,在粮店里面的粮食便宜的吓人,都是来自南洋和关外的粮食。
做工的人只要是凭着工钱温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何况每天都有中人站在城门和集市等人流众多的地方吆喝,给各个工坊和商铺招揽人手,看到进城的青壮就是上前搭讪,无非说的就是现在乡下活的不容易,好不容易进城了,做工养活家里岂不是更好,这工钱可还是在往上涨啊
这些欢欣鼓舞的形象都是在城市里面,现在的乡下确实是活的不容易了,特别是没有什么势力,老实巴交的农民。
北方本就是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很多时候县衙和府衙作用还没有本地大族的族内决议更有效力,现在的情况是,本地的大族往往就是本地最大的棉田地主,他们倚靠宗族的势力,一方便是雇佣本族的贫苦人家种棉田,另一方面,靠着宗族的规模和勾结亡命之徒的武力,胁迫非本族的人做棉农种田。
此时的棉农,与其说是雇农,不如说是农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地主乡绅的爪牙打手们监视着,而且在耕种前都是签了完全没有什么自由的文书,要是按照这些文书上面写的,他们就算是做到死也不会有自由之身。
这些农奴们每天所做的就只耕种农田,不断的劳作,没有休止。从前做雇农的时候,自己不愿意去种了,把田地退给地主就是,哪怕是去要饭都没有人去管,可是现在每个庄园都是自成一国。
农奴们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严禁离开庄园主控制的范围,逃走的处置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砍死直接丢在地里面埋了,想去告状,先看看能不能跑出去,从前说,某人家的田地人就是走一天也走不出去,这只有少数的几个大地主才具有这样的规模,现在,经过血腥而迅的兼并之后,几乎每县都有如此规模的庄园。
从前地主的爪牙和打手,最多也就是拿着木棒菜刀之类的东西,现在则都是骑着高头大马,手中锋利的兵器,很多人还有强弓。不少原来在山上落草为寇的盗匪响马,都是纷纷的从良,当上了家丁护院什么的,这口饭吃起来可是比从前的强人生活,有上顿没有下顿要舒服太多,而且还有个良民的身份。
即便是还在外面落草为寇的,这些人的主要行业也不是去抢掠过往的客商,而是专门的盯着那些还没有被兼并的村落,去那里掳掠人口然后转手的卖给种棉地主们,这笔钱有没有风险,而且还稳定许多。
都说社会是不断的前进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继续朝前展,最后世界大同,不过在北三省农村里面,却一副黑暗时代的奴隶社会情景,此时的衙门的命令出不了城池,因为现在的乡村被越来越少的人控制着,所谓的公务命令只需要给这些大地主的家里面送封信就是了。
每年的粮食赋税更是不要说收了,先不说这些大地主的身上都是有这样那样的功名,在田赋徭役上都是有免除的权利,就算是要收那些贫苦人和中等的人家,这些人都是在那些大家族的庇护之下,每年只是按照应该缴纳的银钱交上一些去。
从前的规矩,是这些地主乡绅有功名在身的不用缴纳税赋徭役,衙门里面的衙役税吏们则是跟那些贫寒之家勒索敲诈,总是会把缺额补齐,目前这样子,那些大地主们虽然自己对下面的雇农并不慈悲,可也不愿意被其他的事情打搅了他们的劳作,索性是按照这些人的人头配额,代替他们缴纳了。
一亩棉和一亩粮,这之中的出产和利润可是巨大,若是从前,那些种植棉田的小户人家都是按照每年棉田的收入抽头,可是现在,这些大户们说手下的雇农们种的就是粮田,衙役们什么话也不敢说,毕竟是对方的势力更大,钱财更多,拳头更硬,只能是灰溜溜的回去。
各个府县财赋原来最大的依靠就是田赋,眼下的这种情况,田赋根本收取不上来,在山东的青州府有个知县实在是被逼急了,带着衙役冲进某大户人家严令对方不得包
隐蔽赋税,所种的棉田必须按照国法缴纳田赋,在案之后,城内的所有工商行业都没有免税的特权,凭什么你在这里搞这些花样。
没有想到的是,这名收齐了赋税的知县等到的不是吏部的嘉奖,而是朝廷里面某御史的弹劾,说是他有辱斯文,贪财趋利,勒索地方有德士绅。直接就是任满之后再无升迁的可能。
有这个例子在前面,后面谁还会为这个田赋出头,各家都是糊弄着过,或者是在城内的工商店铺工坊之中加大收税,然后跟粮商们买粮添补缺口,这乡间田地,再也不敢去触碰了。
有些明人的笔记曾经是描述过这样的现象,说是基层的官僚从前可以作威作福,但是现在只能是在府县城池里面大声的说话,除了城门之后,就完全是地方上那些大地主的天下了,这些人背后往往都有子侄在各地做官,加上迅膨胀的财富,真正的知县和知府就是他们。
往往是这些人的雇农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大家写了诉状,上面写明该判某人何罪,该如何处置某人,县府的官员只能是照办,要不然,粮赋一点也收不上来,而且官场之上也是有人处处使坏阻挠,这官是不用当下去了。
在有棉田的地方,控制着大量棉田的人凌驾于官府之上,这种人堪比两汉时候的豪强,他们家中的家丁民壮越来越向着私兵的方向靠近,长此以往,国家收不上来赋税,甚至是征收不到兵源,这可就是极端危险的事情了,接下来朝廷只会是跟他们一点点的退让,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笔记写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人重视,或者大家都是闭口不谈,不过里面对于大地主的一个叫法却是流传了开来棉绅。
北方的棉田原料集中,和棉绅们对下属人口严密控制,对于江南的手工工场和商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北方新兴的那些工商业,基本上都是和山东的海贸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生产的东西主要是销往海外,不管是那一个国家的人,总是要穿衣服的。所以北方的店铺只需要有充分的原材料货源,有人做工就可以了,其他并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苏杭松江的织造工场不同,他们的市场有四成左右是在国内,在禁海的时期,这个的份额甚至是更高,虽然现在他们也是用上了新式的纺纱和织布的机器,不过原料却被北方的商人们掐住了脖子,棉花的价钱逐渐的高上去,可是从前还是江南商人们的主要客户的中下阶层,却都是被棉绅们圈了起来做牛做马,那里还会有什么购买的能力。
江南靠着织造吃饭的商人们,特别是棉布这一类型的,纷纷叫苦不迭,很多出身江南的文人和官员们自然要为自家的人说话,在朝堂在民间开始宣扬,说是北三省这么对待农民,和对待禽兽有什么区别,圣人教化里面对这种残酷之极的事情向来是深恶痛绝,如果放任这些棉绅们继续这么下去,大明在地方上的权力必然会被架空,这些人会不断的膨胀,必然是会重演魏晋时候豪强扰乱天下的大祸。
当然了,江南十三商会的工坊把雇工圈禁在工场之中,也是形同奴隶一般的趋势,十三商会手中的武力强悍,这些事情,江南的文人和官员们是选择性的无视掉了,这些人都只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阶层说话。
不过他们这番话说完之后,却没有什么好的反响,原因无他,就连京师周围的皇庄还有大臣们的庄园,现在种植的也都是大片大片的棉花,他们的一般是用卫所的军户给他们耕种,最上层尚且是如此,何况是下面的那些人。
和北三省还有江南为了财争斗不休的时候,西南,西北还有边镇,似乎已经是被遗忘了,在这次近乎奇迹的经济飞跃中,他们没有捞到任何的便宜,相反的,因为本地的手工业被沿海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也是牢骚满腹。
面对沸腾的民怨,朝堂上各派官员的争吵,嘉靖皇帝一直很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