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耀大唐 第二百六十三章 战新罗之议（一）

大唐永隆二年秋七月，新罗王金法敏见大唐在高句丽的故地统治日益稳固，万民归心，心中隐隐不安，恰在这时，熊津都督府中的一位司马在新罗清洲城外训练士卒的时候突然失踪，要求到清洲城内搜查，结果遭到了拒绝，随后守城将领不知道听了谁的教唆，竟然擅自杀害了在城内的大唐商人，这引起了那位司马的愤怒，立刻向熊津州都督李多祚报告此事，李多祚闻报，也是立刻要求新罗方面交出凶手，并且进行赔偿，却没想到新罗断然予以拒绝，而且还立刻出兵攻打熊津州都督府。

在此情况下，李多祚一方面率军抵御，另一方面派人联络安东都护薛仁贵，请求派兵支援。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向朝廷上书，请求讨伐新罗。

薛仁贵的上书传到了朝廷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自然是要不要与新罗开战。

“众卿，如今熊津州都督府正在遭受新罗攻击，其都督李多祚上书求救，请求我大唐调派大军出征新罗，不知众卿意下如何？”高宗因为太平公主成婚之事，身体略微好一些，见到奏报，便强打着精神与武后一起上朝，准备听一听众臣的意见，所以先开口说话。

先听得侍中裴炎躬身说道：“启禀陛下，新罗王与我大唐向来亲善，此次之所以造成误会，乃是因为熊津都督府司马柳猿飞练兵之事引，那柳猿飞走丢了士兵，四处找找也就是了，根本没有必要去搜查对方的城池，结果新罗方面恼羞成怒，方才引双方决裂，依老臣之间，莫如向柳猿飞问罪，如此一来，新罗之怒火自然平息，而新罗定当与我大唐恢复旧好，如此，一场战火弭于无形，陛下圣心仁念，令我大唐与新罗少了一场战乱之祸，定当为历史大书特书。”

这时候却听得一人大声喝道：“裴炎乃卖国之贼，论罪当死！陛下，那新罗虽则长期依附我大唐，然则不轨之心早已有之，自从高句丽被平定之后，多此暗中煽动高句丽百姓造反，幸得我大唐有良将镇守，一次次挫败其阴谋，这才令其阴谋未能得逞，然而我大唐虽然宽宏，贼子却是野性不改，必须以雷霆之势将其扫灭，方能令我东北边境彻底安宁也。”

众人闻言望去，现那人竟然是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宾客裴行俭。

原来自从上一次裴炎背信弃义的杀害了投降的突厥领、陷裴行俭于不义之后，裴行俭悲愤之下决定辞职不干了，却被李显一番劝说，这才放弃了这样的打算，恰巧这时突厥再次兴兵反叛，裴炎为了进一步陷害裴行俭，再次推荐其为将，率军平定突厥叛乱，企图利用突厥人对裴行俭背信弃义之举的仇恨，将裴行俭打败，结果裴行俭竟然五战五胜，歼敌数万人，将突厥打得大败而回，高宗闻讯大喜，不顾武后的反对，任命裴行俭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为李显拉来一个强援。

既然裴炎不顾宗族情意，对裴行俭如此陷害，裴行俭自然也不再退缩，他现在同样位列宰相，虽然裴炎位次高，可现在对方说这一番话明显不占理，他又怎么会不加以反驳？

这时候却听得户部尚书崔知悌说道：“虽则如此，然则我大唐这几年连连打仗，再加上前几日太平公主大婚，所费糜巨，财政已难支撑，若是再与新罗开战，微臣恐怕百姓会怨声载道……”

崔知悌乃是武后的亲信，掌管着大唐的财政，素来被称为武后的钱袋子，他的意见其实就代表了武后的意思，所以，在他说完之后，后党的精英们却是全都躬身说道：“崔尚书所言有理，臣等附议。”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只听得一人嘿嘿冷笑道：“崔尚书此言何意？莫非是说陛下与天后为了嫁女，花费奢侈，导致国库亏空么？嘿嘿，莫说陛下与天后本来就没有花费太多，就算真的花费不少，那也是父母对女儿的一番爱意，可是崔尚书却如此埋怨，莫非是要陷陛下与天后于不义乎？崔知悌，你究竟是何居心？说又给了你这个胆子？嗯？”

说话的人乃是武后身边随驾的女官上官婉儿，她这一番话明着是在帮高宗和武后说话，指责崔知悌胆大包天，竟敢直指帝后浪费奢侈，上官婉儿这话一出口，不要说是高宗面色铁青，就连武后的脸上都不好看，重重的哼了一声。

崔知悌见帝后的表情，尤其是武后那一声冷哼，顿时吓得一哆嗦，连忙跪倒在地，不顾的擦拭头上的冷汗，颤抖着说道：“陛下，天后，微臣，微臣不是那意思，微臣的意思是说，这仗没有必要打下去，太费钱帛了，国库，国库真的快见底了，根本无法支撑这次战争……”

崔知悌越说，武后的脸色越是阴冷，到了最后终于不耐烦地下达命令，将崔知悌拖出大殿，令其到殿外反省。

经过这么一番闹剧之后，场面顿时冷了下来，过了一会方有中书令崔知温说道：“陛下，天后，崔知悌方才言语冲撞，确实可恨，然而他说的也没错，征战新罗，耗费甚巨，此时也不能不虑，相信新罗亦知我大唐强盛，并不敢真正作对，我朝只需展现诚意，将惹事的营州都督府司马柳猿飞交出，并且不予计较被杀的商人，新罗定然会知趣退兵，陛下，以一名小小都督府司马及几名低贱的商人来消弭一场战争，并且让新罗重新臣服，这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陛下有何犹疑的？”

“这……众卿意下如何？”高宗闻言明显有些犹豫，不由得开口问道。

这时却听得李显站了起来，对着高宗和武后拱手说道：“父皇，母后，儿臣以为此论不妥，想我大唐之所以令四海宾服，靠的不仅仅是仁义，更是强盛的国力，如今新罗蕞尔小国，竟然敢肆意杀戮我朝商人，挑衅我大唐国威，很明显是不把我大唐放在眼中，彼等如此行径，我若再不予以反击，日后如何能够在列国中立足？更何况新罗野心勃勃，十余年来阴谋不断，多次图谋侵吞领土，统一三韩，如此狼子野心，若不加以遏制，恐怕将来一旦有变，百济、高丽故地非我大唐所有，父皇，母后，且听儿臣一言，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乎？那新罗终是大患，若能借此一举荡平之，我大唐东北之地可开辟多少良田？养活多少百姓？减少多少驻军？节省多少财富？此乃造福社稷、惠及百姓之大事，还请父皇、母后三思。”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