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后,周、朱、彭同时飞回延安,军事是小事,赵子赟会议上说的才是大事!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三人内心都明白,十多年的合作,双方其实已经处于同生共死的状态,这也是彭老总敢以个人名义答应的原因。
这种变化,不是军事上合作和蒙疆以往支援延安造成的,而是试点,试点是双方理念上的碰撞,是是否能够合作下去的重要实验,这种实验,很多人心里没底,如果失败,将证明延安和张垣未来组建联合政府设想面临巨大困难,如果需要让步到底线之下,相信任何一方都无法接受。
阳高一年,平稳过来,双方人都松了口气,没大问题就是胜利,但两边都没想到,年终统计,平稳的阳高同样创造了奇迹。
岁入排名前十不足为其,阳高底子本就厚,曾经的第一,只是张垣、呼和浩特、太原等大城市发展迅速,张北工业发达,逐渐赶超阳高也算正常,单说岁入,四三年阳高还落后于崛起的大同、正红旗,并被德王旧地苏尼特推后一位。
但蒙疆的新计算排名却一下子把阳高冒了出来,年人均收入超过一千五,这是蒙疆唯一一个超过一千元的县,堪称蒙疆民众首富,其次是人均创造岁入达五百,也是蒙疆最高,人均创造产值高达五千,比第二名张北足足高出近两千!
如果以阳高人均创造产值来计算,蒙疆近一亿人口,将创造五千亿察元的产值,扣除农业免税,光赋税一项,就能让蒙疆实现四十亿察元岁入!
当巩天民心里默算片刻,手心都冒汗了,此刻他明白为何赵子赟要求计算人均收入,人均岁入,人均创造产值,这些数字,这不是要抬高阳高的身份,而是要告诉议会和各省执政者,什么才能看清本质。
抛开这些,阳高也是工农业和新提出的服务业发展均衡的典范,工业集中在永兴起家的制衣和食品,农业则是蔬菜、水果和药材,服务业是运输和旅游,而让巩天民惊讶的也是阳高旅游,多年种树改变了南部桑干河黄土山岭的面貌,如今从阳高城到南部各村,道路两旁田园风光非常秀美,加上云门山圣地,很多张垣、大同,甚至是呼和浩特、太原人闲下来都喜欢跑到阳高,也是人来的多,阳高城内也模样大变,各种饭店、客栈林立,除了山西、内蒙小吃,东北、四川、平津甚至江南小吃都随着军队扩张,外省人加入,家人前来带入蒙疆。
医谷也开始影响阳高,除了光华、医学院和疫苗研究所进入外,蒙疆以外也有人来,虽然还只是小打小闹,学阳高建了小型的药材分级切片加工厂,但势头预示着医药将成为阳高重头,和旅游相配合的是,蒙疆现在几乎所有的医学研究会议都选择阳高,由此带动的人气不可小觑。
除工农业外,让蒙疆高层最为惊喜的是纪松龄在农村工作中的亮点,土地政府化后,城市土地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比农村小多了,土地丈量登记造册,有主的二十年维持现状,若是要交易,也容易管理,无主的,根据需求逐步放出来,只要控制好自建住房用地,规划好学校这些有关民生的用地,基本上一定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农村就不同了,首先这住房基本上都得自建解决,如果县府强行控制,或者干涉村庄的整体布局,很容易引起村民的强烈反应,而且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形成了想盖房子,找无主的空地建了就是,那里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规定。
纪松龄首先花功夫绘制了县内各村的现状图,然后结合已经形成的村治,将大村一定范围内的散落农户都并入到一个村的范围管理,将土地政府化后,不适宜耕种的一些山脚荒坡地,零散农户边上荒地纳入统一的规划中,初步形成了一个大村带几个零星点的格局。
接下来,是以村为第一级审核机构,任何想要新建自建住宅的人,向村提出申请,区一级进行复审符合,县府作为最终审查,每年年底,提交县议会批准后,县府才放出土地,收取费用,自建住房才能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严格执行户均标准,对于现在已经超标准的人家,考虑到收取浪费税在农村有些难以实施,他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农户暂时失去了分家自建住房的权利,五年后还是超标准,将收取浪费税。
光这么做,其实是有些困难的,尤其对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会让他们越来越穷,纪松龄的解决之道,就是农村合作组织,由区一级出面,协调村里自耕农形成一到两个合作社,自耕农的现有土地作为股权占股,选出管理者,统一安排生产,自耕农再以劳动力的方式,参与生产,年终分配时,除了占股分红外,自耕农以所出劳动力人数,和管理者一起,额外获得一定的红利。
这首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家庭的问题,其次也平衡了劳动力充足家庭的问题,也体现了一定的劳动分工,更为重要的是,在阳高发展蔬菜时,既能解决温室建设的投入问题,也能够避免一些无序的竞争,也避免了不同品种蔬菜价格差异,造成都种植高价值品种蔬菜的问题。
为避免合作社出现欺压等现象,纪松龄成立了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依然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由村里德高望重之人组成,同时同一家族不得有两人进入,避免大家族的控制,村委会的职责就是监管合作社,除了村委会,纪松龄发挥党组织的力量,要求国、共两党党员,都有义务监督组织所在地区村里的工作,包括村委会和合作社,他创新提出了两党的独立调查员制度,由两党组织,分别选出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定期、不定点单独前往各村调查,若是两边的调查报告不一致,或者调查报告中反映出问题,那么县府的调查组就会直接下去调查,各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是长期固定的,每个季度都不一样,调查员并没有额外薪水,不过孙名望认为此事不能因为是两党党员,就变成义务劳动,他通过议会,给予了支持,采取购买独立调查员调查报告的方式,付给调查员一定的报酬,这也开创了蒙疆为文字报告付费的先例。
对于非自耕农,管理的方式就是加强合同制度的推行,大户人家可以看做是一个合作社,虽说没有分红这一说,不过合同上必须明确非自耕农的利益。
针对村里无劳动力的家庭,不管是合作社,还是雇佣村民种地的大户人家,均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该费用由县里专门机构管理,用于村内孤寡老人的赡养,短期无劳动能力妇女儿童的补助等等,孤儿由省府收拢,设置孤儿院,统一管理。
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有过渡衔接的味道,二十年现有土地到期,不管是自耕农,还是大户人家,都将重新缴纳土地费用,到那时,合作社和大户人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土地经营公司,继续土地的耕种,也许,那时候已经不是当地人种地了,而是雇佣外地人成为产业工人。
对于县府经营土地,纪松龄也尝试着新的做法,他不再划出土地让参与的农户自己建房,而是拿出县府的部分收益,建设温室时,统一建好住房,以较低的价格,租给参与的农户居住,以避免县府经营土地上,村庄的不断扩大,进而也改善了这些人的住房条件,这样一来,县府经营土地已经开始走向公司化管理。
阳高的做法让察省各县非常感兴趣,各县在县城土地管理上问题都不大,农村确实有些头痛,纪松龄的尝试显然是一条路,这有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味道,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就长远来看,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延安也对纪松龄的做法有兴趣,当然也有人质疑,纪松龄管理阳高,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用的全是蒙疆一套,不过延安高层却知道这没那么简单,因为,延安也是试点之地!
薛儒的延安市长一开始当得并不十分顺利,工作不是难点,难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偏差,同一件事情,结果也是双方都认可的,偏偏执行的时候问题多多,尤其这里是**高层机关所在地,上级也多入牛毛,往往一句话,就改变了手下人做事的态度。
接手两月,薛儒坐不住了,在和石瑛讨论后,他越过林主席,以延安市长的身份,直接找毛公,希望能够通过这位最高领导者,定出些规矩来。
“主席同志,有些事情我想反映和沟通。”薛儒简单问候后,便开门见山表明来意。
“薛市长,请说。”毛公笑眯眯看着他,薛儒来找,意料之中,不来才奇怪了。
“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我并没有对任何同志和首长有看法,只是从工作角度来和主席沟通。”到延安两月,薛儒说话的方式也趋同于延安。
“就是有看法,也但说无妨,薛市长,我真心希望你能帮我们找出问题。”
“管理政府,和管理政党我认为是有区别的,政党更注重思想认识,要求一些想法和精神在政党中成为主要的声音,这一点我是赞同的,蒙疆也在一些方面要求思想上尽可能的统一,否则大家想法不一致,目标不一致,工作就无法开展。”
毛公点头:“是的。”
“但管理政府,就有些不同,政府面对的是人民,需要威信,也要有具体的办事准则,这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要求,也是让人民能够明白,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毛公看着他:“薛市长的要点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中央高层干涉政事太多。”
“哦?”毛公有些诧异,他印象中,中央好像并无直接干涉薛儒市府之事,“能说说具体的吗?”
“主席有没有注意到,只要主席讲过话,或者召开了什么会议,下面必定组织学习。”
“嗯,有这事,怎么,这干涉到市府工作?”
薛儒点点头:“其实这干涉到包括延安在内的各地工作,主席讲话,只是一种导向,一种思想认识,我认为,这其中并没有要求具体工作怎么做。”
“是的,这是大政方针,不可能有具体要求。”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认为,主席讲话和会议精神,是党内思想上的要求,可现实的是,我们很多同志,会将其奉为不可逾越的圣旨,在工作中必定要严格服从,而个人理解不同,就直接导致工作中的想法和方式不同,最为关键的是,我相信,主席同志很多话背后并无更深的含义,然而有些同志就偏要从中找出能够和工作直接挂钩的东西来。”薛儒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