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比朱媺娖预料的要少一些。
表面上看,她如今所统治的大明相比万历时期只是增加了云中、宁绥、南海三个省以及甘肃下辖的青海地区,且都是没多少耕地的。
可实际上,各省清丈清查出了不少隐田——浙江这等耕地本就不多的省份都查出了400万亩,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除此外,朱媺娖还知道后世大夏除去雪域、西域,领土面积还没大明此时大(主要是增加了吕宋岛),但耕地面积却达到了19亿亩。
并且这还是一些地方退耕还林,或是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结果。如果大夏全力种植粮食,耕地面积肯定更大。
因此在她心里,大明此时耕地面积不说赶上后世大夏吧,经过清丈应是能使耕地增加至15亿亩的。
如今没达到她的心理预期,绝非清丈出了问题。
清丈队伍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下派到各省的,同时有都察院和锦衣卫南镇抚司明里暗里盯着,若有问题,绝对瞒不住她。
再考虑到之前大明毕竟经历了一二十年的战乱,天灾也是连绵,使得人口比万历时减少了上千万,甚至可能是两三千万。
人口不如万历时多,一些不太好的田地自然就没人去耕种了,成了荒地。
大约这才是耕地数目没达到她心理预期的主要原因。
最后,朱媺娖就这13.5亿亩地的税收做了大概预估。
随着清丈田亩与摊丁入亩的进行,朝廷对耕地税政也进行了改革。为了避免地方官利用耕地税率压榨百姓或者谋私,种粮食的耕地统一定为十税一。
对于粮食出产率低,乃至遭受了天灾的地方,朝廷会另行补贴。
当然,朝廷具体征税时,实际是根据各省的耕地亩数预估其粮食产量,要求其总共征收多少粮食或税银(一条鞭法彻底贯彻落实需要时间,偏远地区缺乏银钱,还允许以实物纳税)。
各省对下辖各府县分配征税任务也是如此模式,具体过程还是比较讲究的。
考虑到超级稻、超级小麦子代,以及番薯、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推广,便以每亩田地均产2石粮食计算,大明朝廷一年两税大概能征得5.4亿石粮食。
明朝的稻谷出米率大概时0.65至0.75,小麦出面率大概为0.7至0.8。
米面综合一下,按0.75算好了,那就是朝廷一年可得米面大约4亿石。
米面均按市价每石1.5两银子折算,那便是6亿两!
朱媺娖并没有因为这个数据多高兴,因为她知道,各省田地具体情况是复杂的,不可能像她这么简单的估算。
首先超级稻、超级小麦、藩属、玉米、土豆等增产和高产的作物,这几年朝廷虽然一直在推广,但距离全国普及仍差不少,得好几年后才可能实现。
所以,大明如今田地的实际均产可能低于每亩2石——至于如江南上好水田那样种原生稻都能亩产三四石的终究是少数。
其次,就全国而言夏收所得其实要少于秋收,故夏税所得亦少于秋税,夏税加秋税也不能简单地乘以二。
再加上一些地方发生天灾,田地颗粒无收不说,还需要朝廷投入钱粮救灾、补贴。
最后,藩属、玉米、高粱等作物,是没水稻、小麦那么值钱的。
所以,朝廷一年通过耕地所得税入都未必有6亿两白银的一半。
可即便是田赋税入真有3亿两,朱媺娖做梦都要笑醒了。
事实上,除去粮食运输的损耗,以及朝廷手中粮食价格实际低于市价不少(实际按一两一石算),全国耕地的实际税入还要再减少个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地方官府还要截留部分,真正上交朝廷中枢的可能只有七成左右。
这么一算,朝廷通过耕地实际所得税银也就1.5亿两左右。
估算到这里,朱媺娖就想到了此前大明的最高税入,是在万历六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初见成效之后。
她翻看资料,发现这一年大明的田赋税入为2080万两,加上其他方面的税入,当年的总财政收入为2650万两。
只算田赋的话,如今大明每年所征得的是万历六年的7倍有余!
随即朱媺娖脑海中便浮现两个问题:
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
首先,大明如今废除了卫所制,将当初军屯体系下的400多万亩田地都划给户部管辖了。再次,朝廷清查出了不少隐田。
也即是说,万历六年的田赋是在700多万顷的耕地基础上所得的。而她刚才所算得的数据则是在1350万顷耕地基础上所得。
这就至少该翻两倍。
其次,如今朝廷所定的田赋正税十税一,是高于万历时期的——当时大明各省平均下来大概是三十税一多点(0.038)。
当然,实际还有许多苛捐杂税,百姓每年需要交纳的各种钱粮是超过如今的(一条鞭法设想的内容是挺好,但其实好多内容都没落实下去,连清雍正那次都没能完全落实,所以大多数地方苛捐杂税、徭役等都还存在)。
而昭武朝就是十税一,没有其他苛捐杂税,连徭役都废除了,官府做工程需要雇人。
这等于是将其他苛捐杂税、徭役等都并入了正税一起征收,且落实得很好。
再加上粮食增产,吏治清明,官府积极应对天灾,工商业大发展,赚钱机会增多,百姓生活实际比万历年间要好上一大截。
问题是,万历时朝廷所得税入主要是正税,其他苛捐杂税不是地方用了,就是在无形中消耗了,或是根本就没有转化为银钱显示在账面上。
所以,这里就让昭武时期的田赋税入比万历时期又高出个两三倍。
再次,万历年间银子比如今值钱。
当年米面市价大概是0.8两银子一石,如今却是1.5两。即便将如今的米面市价按照1两一石计算,大明银子实际价值也是降低了五分之一的。
最后,朱媺娖刚才的计算漏掉了非常关键的一点——皇室、藩王、勋贵、士绅等的免税特权!
藩王就不说了,如今大明藩王在本土的田地都被没收为官田了。
但皇室、勋贵加士绅群体的免税特权仍旧覆盖了相当多的土地。
前面的几个原因,使得昭武朝税收应是万历朝的五六倍。再算上免税特权这个大原因,增至七倍多是可以理解的。
之后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如今朝廷每年田赋真收到了1.5亿两吗?
朱媺娖看了去年的税收,朝廷田赋税入实际只有8000千万两(清乾隆时期最高为七千多万两)。
相交于万历六年的2000万两是增加了四倍左右,可相较于她方才所估算的1.5两却少了近一半!
即便除去今年部分地方才完成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的工作,再除去南海、宁绥、云中及青海地区增加的那些田地,缺口也不该多达7000万两。
由此可见,这免税特权每年至少令大明少了几千万两的田赋税入!
想了想,朱媺娖提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五千万两”几个字。
盯着这几个字,她不禁喃喃道:“看来必须得进行田赋政策的下一步改革了。”
后世清朝将这一步改革称为“士绅一体当差纳粮”。
但朱媺娖觉得,她若进行相关改革,大约不能如此称呼。
因为清朝的皇室、勋贵群体是不需要当差纳粮的,而她则准备让皇室、勋贵跟士绅一起当差纳粮!
这时,一旁的连翘轻声提醒道:“陛下,快要五点半了,可需要让膳房准备晚饭?”
“嗯,让膳房准备吧。”朱媺娖说完,随便点了几个菜。
然后她坐在龙椅上就不禁想起了郝光明,心道:也不知相公在云南那边是否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