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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大唐 364 嘉庆抄官

作者:白面黑厮 分类:历史军事 更新时间:2023-04-20 15:00:11 来源:笔趣阁

江南之乱后,江南的反抗势力便烟消云散,各种对抗嘉庆新朝廷的势力也大都偃旗息鼓。请大家搜索!更新最快的唯一一个还自行其是的地方总督,陕甘总督勒尔谨也在平定混元教后向陕西挺进的武卫军的胁迫下,最终接受朝廷的指派,回到京城在朝廷供职。

不过勒尔谨的命数不太好,他刚回京不久,都察院便提起了对他的调查。甘肃冒赈案就此爆发。

这桩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年就开始了,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私自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一来,捐监的粮米变成了白银,显然操作钱银要比米粮更容易,更便利。清廷在批准复开监捐时,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王亶望把这43石粮食改收银子47两,另外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监生共收银55两。这样,监粮一下子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承办此事。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本不存在的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他二人又商议设立“坐省长随”的办法,坐镇兰州,收受赃银。凡各县馈送王亶望充冒灾赈的银两,按照“坐省长随”的办法送进。蒋全迪也乘机向各地勒索馈送。嗣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他也曾与总督商议,欲请停捐,但终究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县办事改为兰州知府总办,变本加厉,复蹈泥潭。

仅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开捐不到三年,就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折成了银子落到了贪官手中。

其时,作为冒赈一案主谋和主要定事者,王亶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菜筐一类的容器里,或者通过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可以说甘肃官场无人不贪,无人不脏。

另一个位面里,此事是因为甘肃出现了起义,朝廷出兵镇压,才知晓了这几年甘肃根本没有灾情,勒尔谨王亶望等人才落网。在本位面中,唐人自然掌握了详细的情况,并秘密向都察院提供了情报。

甚至,在朝廷派去甘肃追赃的团队里,还有大批的唐人特工和会计。由于唐人下手可比清官儿们更狠,另一位面清廷只找回来了二百余万两,这一次连追赃带吵架,直接搞出来了600万两。

所谓见面分一半,唐人在这笔钱中直接支走了三百万两。而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置喙,因为枪杆子在人家手里,甚至报给嘉庆的数目也只是三百多万两。

不过这也足够嘉庆大怒了,他早就知道乾隆朝官场贪腐严重,可是连续国泰案和甘肃冒赈案,都震惊了嘉庆。这个国家不知道有多少钱是流入了不该流入的口袋。

唐人在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把京城的满人全部和汉人大官们都吵了家,一些清正廉洁的,家产都有数百万两。嘉庆没法掌握确切的数字,但是知道唐人光运输这些财物,就前后用了一个周时间。

嘉庆在朝廷财政紧张的状况下,也终于把注意打到了官员们的头上。都察院开始大范围调查官员的廉洁问题,甚至唐人还提供了不少资料。一旦查出问题,抄家追赃,一时之间,嘉庆把官场搞得天翻地覆,仅仅是抄家抄出来的,就多达700万两白银之巨。也算缓解了朝廷财政的燃眉之急。

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多是地方官,满汉全有。主要也是京城在去年已经被唐人洗劫过了,捞不出什么油水了。

倒是,原本在新朝廷建立后,大规模开始卖官鬻爵,而付出了大量金钱的捐官们,无不是希望靠着贪污收回成本,可是嘉庆来了这么一出,甚至有些官员椅子还没坐热的,立即就被抄了家。不仅什么没赚到,还被下了大狱,连家产都没了。

这自然导致之后人们的捐官热情受挫,朝廷捐官的收入大幅降低,不过嘉庆抄家拿的钱更多。

另外对于清廷算是比较惊喜的是,虽然在唐人逼迫下采用的新官僚体系增大了几倍的官员队伍,但是总体支出却没什么变化。行政效率却增加了不少。

从小吏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群体,工作热情比较高。新体制下,能被操作了金钱变少了。这影响了官员们的收入,但又不能说是不合理。公务的支出由朝廷负担,而取消养廉银,这让朝廷的每一分钱都有出入记录。

虽然一开始有抗拒成分,但嘉庆和很多官员都认识到了这套制度的优越所在。而对于大唐来说,帮助清国变换制度,不是为了发善心。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能够更方便的剪羊毛,之后接收的时候,也少了更多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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