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皇帝很高兴的看到青苗法的争议渐渐平息,虽然新党和旧党争议依然存在,但是旧党和新党中有一些杰出者都注意到,有些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手段去执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惜的是政治的智慧是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就算有我这个推动者,也不可能。历史有其巨大惯性,这是个人的力量很难扭转的,特别是好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都只是一些身处中低阶层的官员。因为身居高位者,对争论陷入太深了,很难跳出来客观的看待事情,便是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有大智慧且人格无碍的政治家,也无法抛弃政治上深深的成见,盖因他们都是旋涡最深处的人。
我再一次很坚定的拒绝了皇帝给我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位置说白了就是宰相,但是我现在不适合做宰相,我还不想和王安石正面交锋。我现在的政治策略,就是紧紧的依靠皇帝和下层士子,我用大隐隐于朝的方式来赢得舆论的赞誉,用不断献策且免于朝廷纷争的方式来赢得皇帝的欣赏,用学院和学识来赢得下层士子的支持。我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策略下,必将不断的巩固。
皇帝很快批准了处于湖北境内的几座铁山给我,为了避嫌,我主动要求皇帝派工部的官员协助我。这一次我动用各种力量,雇佣了三千多名优秀的铁匠,随我一起前往湖北。湖北的铁矿至少在我之前的感觉中,是没什么名气的,我的想法还是在四川建立一个钢铁基地。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打算只能到此为止,一切等成功再说,毕竟湖北也算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往湖北的铁矿,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黑金。然后我就把铁匠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人叫来,向他们交待我的构想。
首先当然是要烧制耐火砖,然后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选炉址,再就是向他们解释着我理解中的铁炉,一个六人高的竖炉,用耐火砖砌成,椭圆型,十围粗左右,烟囱高耸入云。旁边炉子稍小,谓之平炉,中间用耐火砖砌成砖格以为蓄热室,烟囱处用生铁做了引风机,和竖炉平炉一样,皆用水车鼓风。平炉铸槽边又有水塔,做一工具控制水的快慢,以冷却铁水。在炉边又有旋梯,可以靠近观火。
我又细细说了炼铁与炼钢的一些事情,有人听到生铁可以直接炼成钢,当时就有不信之色。只是慑于我的威名,又是奉了旨的,也不敢反对。就只好按着我说的去思忖,有些铁匠也小心翼翼的提出一些经验之谈,我本来没什么实际经验了,也就鼓励他们去试。因为是皇帝钦准的,我同时让铁匠建了五座高炉,慢慢总结经验。
另外又叫一些人,去尝试把泥碳烧成焦碳。
虽然人力不愁,但是耐火砖的烧制,水车的制造都需要时间,当时我甚至想到如果水车制不成功,就用畜力鼓风了,不过这玩意倒没我想的复杂,这些巧匠们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第一个月的五个高炉,最后竟然塌掉了四座,还有一座也不如人意,烧出来的那都不能叫生铁。几个铁匠顿时有了怀疑,不过李一侠和段子介倒是比我还能坚持信念,他们还没来得及见我,就被劝回去了。于是那些有点名望的铁匠就被聚到一起,开了个会,提出了许多细节上的修改意见。我因为有做玻璃的经验,倒是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这些失败。只要求他们尽力去试是了。
这些日子累的倒是段子介与李一侠,他们的雄心壮志,全在于此,真是比我还用心用力。我就每天喝酒,写写东西,筹划着另一件大事。相比起来,那个工部的叫杜子建的小官,倒还比我热心些。
总算老天爷对我不薄,或者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在炼铁方面本身就有不错的基础,至少这个时代若论技术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熙宁五年的三月份,第一炉生铁出炉了,一炉就炼出了三、四吨。然后在平炉用焦碳分开一炼,竟然就炼出钢来了。
(鸣谢酒徒……技术细节来自于酒徒的大作《明》)
就那一刻,欢呼声震彻大山,段子介和李一侠,还有那个杜子建,都高兴的跪到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酒,段子介更是不停用刀砍着地,放声高歌。
当天晚上,我宣布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好好休息,狂欢一夜。
其实以当时的历史需要而言,中国所需要的铁是有限的,在历史上,每一年政府都要人为放矿工们的假,因为供远远过于求了。另外中国富铁矿较少,限制了中国在铁器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是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将创造一个钢铁与火器的时代,所以铁器的批量生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钢的成色不一,还有改良的余地。所以仅仅在休息一天之后,我就要求铁匠们继续努力。做为了鼓励,我下令给铁匠们修建相当的舒适的房间,改善他们的伙食,并且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且许诺我将给他们的后代免费的教育。
这一切刺激着铁匠们不断的努力。我又要求他们去设计车床和钢管……这一次没有铁匠会怀疑我了,虽然这种工作的挑战性真还不是一般的强,但是迟早有一天会设计出来吧。不过现在还只能靠铁匠们用人工和简易的工具打造各种钢制工具。
到了熙宁五年五月份,也就是我离开汴京半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京师,只不过此时的我,还带了一大堆钢制的农具、兵器。
汴京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唐棣、苏巩和石福尽心尽力的帮我打点一切内外事务,有一件事情让石福尤其不快并且似乎对我有所抱怨,那就是终于出现一家和我竞争的印书坊,掌事的曾经在我的印书馆做了一年半,是一个叫赵青芹的小伙子,据说他家里也是个有钱的富商,对于这种商业间谍,我倒是很欣赏,至少他做为一个富家子弟能肯吃这个苦,就是让人欣赏的。赵记印书馆开张以来,抢去了我们不少份额,石福更在和李三朴、赵树福商议,怎么样挤垮对手呢。只是唐棣和苏巩对这种行为并不支持,所以才要等到我回来再做决策。
我否决了恶意竞争的可能性,我告诉李三朴和赵树福,和对手竞争,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降低成本,一是提高质量。我是不会降低工人的开支,或者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的;但是我们的对手就一定不会恪守八小时工作法,所以要在成本上竞争,只有鼓励新的发明。我告诉他们,任何工人都有可以提出任何技术上的改进措施,只要行之有效,我都会给以重赏,我将成为专门的技术组,那些出色的人可以到技术组去工作,工资比工人高百分之三十。另外对于袁枢和郭泰,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长期在印书馆供职,我已经要求他们从编辑、太学生中推荐新人,我要求我们印的书,在各方面都要强于对手。
短暂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带着钢制产品去见皇帝复命了。
因为那天并无朝会,我也希望可以低调,所以这次接见我,在场的只有皇帝和王安石两人。在侍卫们的监视下,我让人一一呈上钢制的农具和当时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然后让皇帝和王安石亲自试一下。这种农具比我们此时使用的农具真不知要轻多少又要耐用多少,没一会,皇帝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王安石也忍不住很高兴。接下来就是精心打制的刀具,拿了一把普通的刀过来,一刀就给斩断了,皇帝噌的站了起来,嘴巴张得老大,王安石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也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了。然后又侍卫把大理进贡来的宝刀呈上来,让两个侍卫大力互斫,结果不多久大理刀就出现了缺口。这种钢刀的质量,当世无匹。
当我详细的向皇帝和王安石解释着生铁产量,炼钢方法,并告诉他们这些都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连皇帝也意识到,这件事对帝国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帝国有数以万计的官属铁匠,这些人一起动工,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把帝*队武装到牙齿。本来有宋的兵器之费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我这种生产方法,使得兵器费用反而会有所下降。
我看着皇帝的眼神,就已经很明白我本人现在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了。特别我是一个文人,并且明确表示我希望由朝廷来控制所有大规模的铁山和铁炉之后,皇帝对我更无一丝疑虑。
这时候我向皇帝上了一个条陈,说明我对钢铁生产及管理的看法。这个被称为《上皇帝言朝廷钢铁及钢铁制品生产及管理条例书》的札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帝国钢铁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在言事书中,我建议由朝廷成立专门的钢铁专营署,为工部诸曹之一。由工部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处建立五到六个大规模钢铁生产基地。把黑金山的铁匠分往各个基地,负责技术指导。但是钢铁生产基地,朝廷派兵驻扎,以外五十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凡向外国泄露生产机密者,即行处死。非工部主管官员,不得过问技术事宜。否则将受重惩。钢铁产品分为民用制品和军用制品,鼓励境内的商人向各基地订购农用制品,国家制定指导价,最高不得超过指导价位。军用制品则由兵部向工部订购。生产基地所得利润,百分之三十上交国库,百分之二十支付工人和官员工资,百分之五十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各个生产基地皆独立核算,其利润将成为国家考核管理官员的重要指标,而工人与官员工资,亦由其利润决定,数在百分之二十以内。另外奏请皇帝每两年向各个生产基地派三到四位御史轮换,负责监督官员之贪渎行为,并且对生产基地进行财务审计。另外又要求在每个钢铁基地成立钢铁制品技术开发司,把优秀的铁匠们集中起来,一起专门对产品进行研制和改进。最后则是有关于工人的福利待遇,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免费夜校,子女免费上学,科考不受歧视等等。
同时我亦提到对钢铁销售的管理,首先就是要求皇帝下令禁止私人向外国出售任何钢铁制品,违者处死。向外国的民用钢铁制品销售,由朝廷建立“管制钢铁制品专卖署”来统一销售。另外我又要求皇帝允许向私人销售武器,但是亦由专卖署来统一销售,每个购买者都必须详细登记在案,并在所购兵器刻上名字,若有遗失,须向专卖署申报记录,一人遗失四件兵器以上,专卖署将请地方官府调查,并通知各处禁止向此人出售兵器。
言事书中更涉及到许多的细节,我向皇帝估算了钢铁制品可能给帝国带来的利润,并提出了更鲜明的财政预算的构想等等。
这份并不算很完美的建议书,又给皇帝和王安石很大的冲击。他们还没有从前一次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却想到更深远的问题。对于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首先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给铁匠们如此好的待遇,然后又置疑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利润上缴国库,然后就对要新成立这么多机构感到不可思议……我不得不耐心的向他们解释,反复强调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好处,不断的说“仁者爱人”,又要细细的说明每一个新成立机构的好处,另外又要说百分之三十上缴国库是长远的打算,以及御史监督的必要性等等……
皇帝和王安石不知道,我是在为大宋建立一个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慢慢的打基础,从最边缘的事情做起,从最新出现的事物做起,先不去触动旧的整个体制,却可以慢慢的削弱它们,并让人们慢慢对新的制度习以为常,然后再取代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