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破坏神 第三十章 逼出潜力？（第三更）

文/韩松

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普通中国人对架空历史小说不再陌生了。笔者曾经评点过的《天意》，便是这样的一种文字。而在《天意》之前，有更加著名的《寻秦记》，写20世纪的一名中国特种兵回到秦代，改变那时候的历史。这样的叙事逻辑，与《新宋》是一致的。其实，要说到更早，还可以举出上世纪90年代姜云生的《长平血》，同样写秦代，对著名的长平之战作出全新的解释。而实际上许多知名的中国幻想小说家，都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刘慈欣的《西洋》，重构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三宝太监建立了“日不落中华帝国”。甚至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也有这方面的作品，比如有个叫徐青山的人，写中国人回到史前时代，与原始人一起就火吃鹿肉。

这一类小说，在西方又称作“颠覆历史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菲利普•迪克的《高城堡里的男人》。在这部作品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法西斯的胜利告终。美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仅在萨克拉门托保留着傀儡政府。后来，有人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易经》，发现在另一个世界里，日本人才是战败者。但这也于事无济了。总之，由于意识到另一个时空存在的可能，作家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部有名的电影叫《回到过去》，儿子回到出生之前，帮助父母相爱，从而才有了自己。我们还可以提到日本的《负数和零》，主人公从20世纪60年代回到了30年代的日本，带去了后世的技术和发明，最后，他甚至与自己的女儿结婚了。在艺术上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从叙事方式上，与西方不同，尤其是对30年代的日本京都等城市风情的描写，不知为什么，会使我想到《新宋》中11世纪的开封。

其实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架空历史并不仅仅意指过去。因为历史实在可以分成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对于“现在”这一部分的描写，由许多所谓的主流小说家承担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幻想性质的。那么，未来这一部分，则是通常被称作“科幻小说作家”的人群在做它，比如，海因莱因丫丫电子书的未来美国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是未来的美国版《新宋》。我比较喜欢的斯坦利•鲁滨逊的《蛮荒海岸》，也属于这类作品，作家想像了美国在一场氢弹战争中毁灭，日本成为战胜国的情形。日本兵乘坐巡逻艇，封锁了美国西海岸，禁止战败的美国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电、印刷术、降落伞、人类登月等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个别好奇的美国人，躲过日本人的盘查，偷偷潜出了封锁圈，来到了外部世界，最远到了西伯利亚，探寻美国为什么亡国。这个人回来后，写成了《一个美国人环绕世界一周》的手抄本，写出了一个封闭落后国家的公民，面对世界先进发达文明时的震惊心情。当然，这是一本*。

总之，这就是《新宋》的一个大背景，架空历史不是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只是西方的许多作品，写得比较悲观厌世，是反乌托邦的，不像《新宋》，是把世界往乌托邦的方面推。《新宋》的一个特点是省略了主人公回到过去的方式，也没有提及时间机器一类东西，但这并不对它的架空性产生不良影响。总之，一个21世纪大学历史系学生来到宋代，与王安石、苏轼等名人见面，并成为神宗皇帝的宠臣，改变了那时的中国，这也够刺激的了。另外，它是一部鸿篇巨制，仅其第一卷《十字》，就有50多万字。这种规模，应该说是不多的。它首发在网络上，形成了很大的反响，预期出版后，也会引发良好的市场效应。

而对于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说，尤其在中国，这类小说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我在对《天意》的评点中说到了一个历史被“覆盖”了的问题。由于大量的架空历史小说的出现（而且它们对历史细节常常处理得很真实，使读者真的沉湎于其中了），我们不再去看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了。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者也可以说是并非幻觉一般的实感：真正的“中国史”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时会使人想起商周断代。那么，这断出来的，本身也是修饰过的历史吧？这就是幻想类或者架空类小说（也许这会迟早替代“古老”的科幻概念）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的一种原因。这类小说给人的感觉与传统的神话不同，它很假，但又使人觉得惟有它才是真的。

所以，历史走到了现在，也是没有统一答案的，比如，《新宋》中的主人公石越其实也看不清历史的前进方向。但这正好给现实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也留下了疑问，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多元，并且可以任人来修改，那么，我们应该忠于哪一段历史？忠于本应发生，或者实际上已经发生，但是被覆盖了的那一段历史，还是现在进行着的、被修饰过的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是一种颠覆性的想法。但人们如今有权利提出怀疑。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甚至对于改变历史的人，也不只有一种可能。归根到底，他无法决定自己在重构了的历史中的命运。

看过《新宋》，会得出两种结论：这是作者自信和自由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是他不自信和不自由的一种表现——所以才要通过回到过去，改变历史，来获得一种随心所欲，来恢复自信，或者，让自己的不确定感确定下来。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吗？是对现实的逃避吗？无论怎样，这种方式是吸引人的。这一类小说的创作者们，因此颇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外来人，他们像石越一样，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和技术。

那么，进一步看，这种架空历史的态度，与以前的人们为了某个目的，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评定，是一样的吗？比如，关于宋朝，人们曾经因为对《水浒》这部“架空历史”的小说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而促成了现实的许多变化。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石越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位人）？而到了现在，人们对《水浒》又有了新的兴趣，借它来阐释现代人际关系和官场哲学，甚至阐释企业管理学。所以，历史一旦被架空起来，它既可以是非常政治化的，也可以是非常商业化的。

但从直观上来把握，《新宋》仍然有着不同。我的感觉，它应该是一种更具个人化的对历史的解释。如作者所说，创作《新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想法，因为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有一道宋代史的题目没有做出来，一直对专业课有相当自负的自己，心中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打算全面了解宋代的历史。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架空的故事，一边写这个故事，一边让自己去翻翻书，这样就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对宋代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这样的理由，“轻松的状态”，与《新宋》涉及的中国命运的沉重命题一对照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玩笑了。但正是这样的玩笑，让人觉得历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好像是电子游戏里面，我们对待历史，必然要有这样的“轻松状态”吧，早先由宏大叙事系统统一设定的历史，现在很容易就被个人重新设定了，成为了一个精致的玩具。或者可以说，历史，不再是属于史官和历史本身，而是属于不同的玩家了。换了20年前，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新宋》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想，这可能是《新宋》的特殊价值的一个方面吧。《新宋》的讨论区也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有许多质疑小说的帖子，给我的感觉是，它们并非是对错之争，而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在每一个大脑中裂成了碎片，而这是合理的。总之，这样一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终于也是被默许的了。作者说：“所以在修改版中，仍然会有意淫的成分。”我想，这种意淫，才是价值所在，也是《新宋》这类小说，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

细节

《新宋》的作者说，通过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作为架空历史小说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首先是历史小说。我想精确性也好，真实性也好，都是很关键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便是处处做小心的考证，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石越来到古代，带去了座钟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价格，都要写得很清楚，是不能一笔带过的。作者还为此作了一个注：“关于座钟的价格，我考虑了一下，最后定为三百贯。北宋的三百贯，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工资（不包括奖金、福利、津贴），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工资（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这个时代，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对于工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说，并不算是奢侈。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花了钱三十万，也就是三百贯。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纪录，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若是良田，约四五顷；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另外，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所以，三百贯虽然不算高，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但是也绝对不算低，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另外，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当时全国一年岁入岁出，都是三千多万贯，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周邠：小说中人物，十分之七八，虽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为证。当时仁和令为徐畴，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不暇细考。故不再写徐畴。同样，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一时无法证实，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

好一个“史册确有其人”！这样的考证，在《新宋》中，比比皆是，从官制到礼仪，从庙堂到勾栏，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因此，若要架空起来，则必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原则，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这就引出一个推论：《新宋》是很“硬”的。在本质上，它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全频带阻塞干扰》是一类的。随便说一下，关于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的问题，可能是无意义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新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甚至，它为科幻与奇幻之争，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系。不管怎么说，在当今的幻想类作品中，技术细节的欠缺，的确已成为很大的制约问题。一些作者主观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没有现实合理性的支撑，读起来就不那么爽了。真实性是阅读审美的需要。我想，《新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这种硬度吧。

但，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进行简单的纯硬伤的讨论，那便足够了。如此一来，又很无趣了。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的一种情况，便是读者纠缠于硬伤，而作者也沉湎于此。《新宋》是否有过度技术化的趋向呢？有时候是有的。作者在还原事实方面的执拗，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们。《新宋》的作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犯错误，然后，又十分惭愧地警醒过来，惴惴不安地告诉读者：桑充国言“现在是六月”，兹改为“现在是夏季”，行文一时图快意，失于考虑，望谅。

因此，作者处处给人的感觉，仿佛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历史知识的缺陷，怕在这方面被人笑话。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无论怎样，《新宋》走出了硬伤困境，它是一部充斥着才情的小说。从它的主题和叙事上看，不管作者怎样关注技术，小说文本自身却会极其自然地偏离技术，朝着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作者说，他并不是想赋予架空历史小说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题。然而，《新宋》一旦产生了出来，就由不得作者了。它本身仍然被赋予了许多东西，那都是超出技术的，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更感兴趣的，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

当然，从我个人阅读的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书中有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与熙宁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鲜活的一切。但书中的一些细节，还稍显平面，而不能立体起来。还有一些细节，是为着某个情节而服务，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存在逻辑。

小说

《科幻世界》的编辑在嘱我写这篇评论时，对我说，看《新宋》时，要看新版，而不要看旧版，旧版是不能看的。后来我看了后，感到的确是这样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觉，就是小说味道浓了，从第一句话起就浓了。

如旧版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而新版是这样开头的：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摞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赵顼坐在御椅上，手执朱笔，亲自检阅试卷，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身上有着年轻人特有的伴着稚嫩的朝气。

后者无疑是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开头。这种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是非常要紧的。它也即是语言的问题。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有兴味读下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在读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专家，要读完50万字的学术论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语言的趣味，当然也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作者对文言文的娴熟使用，对古典诗词的驾轻就熟。而如果都用现代语言呢？有的地方，这样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由摔跤变成柔道，两人最后竟然是扭作一团，全无体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种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这样，恐怕感觉上也是不太好的了。总体来讲，在语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认为，写架空历史小说，古代汉语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让人物，说那个时代才能说的话。另外一点，作者也确实是研究了古代的社会和人生，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来的。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说的基础。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开始有血有肉了起来。看得出来，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刻画他们。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命运。那么，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兴趣，集中地放在了这个方面。

我读了作者丫丫电子书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种忧郁，感到了一个人独处陌生世界的恐惧。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他为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并为未来而担忧。不过，他又满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而又有一些聪明或者狡黠。他会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从中周旋。同时，他又很仗义和坚定。但他并不因为来自现代，就什么都高明，什么都超人一等，有一些东西，他要听潘照临这样的谋士的意见，甚至连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感受，就是比较成功的。他写石越，因此是写得比较真实可信的，没有拔高他。总之，最关键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满脑子都想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安石，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写他的“拗”，也是很着力的，用了不少的具体细节，写出了一个矛盾漩涡中的名臣。其实我很喜欢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每个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见王安石，作者这样写道：“石越转头打量这质问自己的人，见他五十多岁，头发微白，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身着紫袍玉带，腰佩金鱼袋，目光炯炯，透着精明强干，而细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连油渍都写到了，把王安石写得很活。

写宋神宗赵顼又是别样的感觉。“石越又谢了恩，这才起身，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双目深陷，整个人显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英气勃勃。”

有一段写他孩子性格。他是宽容的。狐疑的一面少了些。

皇帝才20多岁，因此，这方面，作者注意写出他的特点。石越在与神宗谈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时，提起了有关王的一段传闻。随后作者写到皇帝的反应：“噢，有什么传闻？”皇帝好奇地问道，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石越就说：“听说王雱小的时候，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边，客人因问道，哪一只是鹿哪一只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对这些小故事显然很有兴趣。“王雱回答，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这个王雱，倒真有几分聪明才情。”皇帝见他回答得如此狡狯，不禁开怀大笑。因此，这样的描写，是作者很聪明的地方。

对吕惠卿则是另一种描写，写到了他的老奸巨滑。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吕对石越的那种故作姿态的依依不舍，连石越自己也暗骂，却又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份拿得起放得下、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赠上三十多把雨伞，道南方多雨，恐众人未备，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不愧了‘贤人’之称。”

还有对于蔡京，作者更不吝啬笔墨：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给石越见过礼后，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躯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大人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闻天下，必然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词，却也颇觉顺耳。读者在《十字》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

尤其要说到《新宋》中几个女性，都写得都性格分明，跃然纸上。桑梓儿、楚云儿、王昉、柔嘉县主，总之，使读者看着顿生怜情爱意，大概，也对被如此多的可爱而又可怜的美女包围起来的石越，顿生了妒嫉吧。

在旧版中，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么，结构也就随之改变了。

我注意到，在旧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则是用第三人称“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虑到结构问题了。作为长篇小说，《新宋》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从不同人的角度，从不同的场景，来还原历史的全貌，有时候写石越，有时候写王安石，有时候写赵顼。对于鸿篇巨制来讲，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对于幻想小说的创作者来讲，是有启示的。作者除了要创造一个奇特的、好看的、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之外，还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语言，研究结构。不管怎样，一定要记住，这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论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讲，《新宋》还没有达到伟大的文学境界，比起我们读过的许多中外著名的历史小说来，它还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爽落，那么的传神，那么的充满生活的原汁原味（应该说，作者对宋代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的，有时候，人物也没有完全地融入其中，这方面，可以拿同样是“架空历史”的《金瓶梅》作一下对比），作者没有进一步去丰满丫丫电子书的人物，人物有时候就成为了推进对话和展示理念的工具，这时候，人物有着为历史事件的进展而穿帮之嫌。作者对于契丹人的刻画，我也不是很满意。一些在我看来本该浓墨重彩的人物，不知为什么，也没有作大力的描绘，比如，沈括，他就比较苍白。因为只看了第一卷《十字》，所以，命运大跌宕感也还是没有。也许，在随后的几卷中，才会递次展开来吧？是我多虑了。

不管怎样，作为《新宋》这样一部作品，似乎已经可以让人叹为观止了。就它的涉足的领域而言，已经达到了“创世”的神效（上帝干了七天活，创造了人类和现实世界，而小说家干第八天的活，创造上帝没能创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还透露出了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信息。

现实

在对《天意》的评点中，我曾谈到，让我感兴趣的是，当代人为什么会迷恋一种虚拟的历史呢？一种解释是，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太长，而对它的诠释又不满意，因此总是试图修改吧？在电视和电影中，产生了戏说一类东西。

但是，《新宋》更为核心的方面，似乎并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不满意，而进行的重新解释。当然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当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这种思考，在不少年轻作者写作的幻想小说中却处于缺位的状况，使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来——它们有着华丽的包装，却没有灵魂。

读《新宋》时，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作者没有选择他本人熟悉的西汉史？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有关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但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就有这么严重么？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万字的小说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宋史本身产生拷问。严复曾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可断言也。”陈寅恪则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超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总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国的一个关节点。甚至可以说，一旦我们改变了宋，就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的未来。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宋朝是亲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个“遭遇”的中国历史朝代，或者说，这一代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最初其实来源于“文革”后期的“批水浒“（《水浒全传》的扉页上还印有*语录。记得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能够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了）。随后是沉湎于“说岳”的连环画。小时候看到的，必然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只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其实是当代思想与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这这样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单为研究宋史，直接还原一个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好了，用不着弄一个现代人来掺合。而作者也没有选取另一种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侠元素，把它娱乐化，把它变成戏说。作者恐怕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的命运呼唤。

那么，为什么选取熙宁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宁变法，据说甚至得到过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而此事至今没有定论，熙宁变法成为了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我想，它对历史系学生产生的诱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诞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写的了。是历史决定了现实，是时代决定了小说。而这个时代当然不是指的宋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积弱积贫。很凑巧的，这也是中国近代以降的主题。我注意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大部分幻想小说的主题，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也就是探讨怎么才能使中国强大。1905年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的结尾，写了主人公在上海办了十万人的大学，让中国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与《新宋》中的白水潭书院简直是同出一辙。而这与西方的娱乐和冒险主题不太相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指出把西方科幻小说引进中国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等人。生长于改革开放转型期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挣脱这样的情结，真正“轻松”下来吧。《新宋》必然产生于此时代。对于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梦魇般死死地缠绕着这几代中国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灾难，许多知识分子就一边批判着历史，一边沉湎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的未来幻想之中。石越是他们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们的理想寄托。

那么，《新宋》是怎么解决宋代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命题的呢？石越与现今的人一样，选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应该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创造一个天堂般的“新宋”，这是情势所必然。至于他是否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着要使中国避免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则在小说中看不到明显的表述，因为，体现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的强烈，只是一些读者还是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吧，他们希望石越更愤青一些。具体来说，石越给宋朝带去了几种文明：一是科技文明。比如，绵纺织技术，作者设定这个情节，因为想到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再比如，印刷术，很有意思的是，毕升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作者其实想的是“古腾堡的群星”，那是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张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给人的印象，印刷术却是用来完善封建*制度的东西）。还有军事技术，包括更易携带的、威力更大的火药的发明，以及原始手榴弹的制作，但这就能弥补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强军环节吗？再就是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寓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但是，技术是如何拓展人们的观念的呢？这一点，作品没有展开。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为一位文科学生，在技术方面隐隐地有着不自信的一面。他对于熙宁七年将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只能用先皇托梦来向人们解读，而无法用技术进行包装，比如引入科学的预测体系，来向那时的人们说明。石越在这方面的迟疑，是在他写《三代之治》时，所不曾有过的。读者至少期望着，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学示警一类的描写吧？不过，作者仍然在小说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给宋代注入的不仅是更好的技术，而且还有科学！这的确要让人热泪盈眶了。

二是商业文明。作者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制度。或许宋朝接受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吧，记得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已在大谈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以交子的出现作为注释。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更主要是经济改革。使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经济制度。比如，钱庄（银行）的设立。石越向神宗进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某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在这番话里，石越似乎想说：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是企业，而“有限责任政府”是很关键的。这样一来，便使唐甘南这样的私营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他是石越重要的赞助人与合伙人，在大宋棉纺工业、印刷工业等历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还写到了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将配额出售给商人。还有在农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不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没有太多的建树。神宗时代的一切经济奇迹，主要还是人治的结果。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就算以今天的情况作对照。

三是政治文明。这方面，既有新观念的提出，也有实际的变革。石越称，今世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设计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来。他还提出了办报的主张，最后由桑充国实现，而且办的不是一家报纸，这仿佛一个民智落后的时代，开了言论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过，小说又使其受到制约，让石越提出订立了报律，这是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吧，但好像还不是依法治国的开端。再比如兴办学校，白水潭书院已有现今大学城的气势，学生人数竟达到两万人。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是新党与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后面，隐藏着唤醒人民的冲动。至于百年翻译的举措，则是向西方开放了。

所有这些的后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民主了。正是在这里，显出了石越的超越和局促。在熙宁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脚点在于，“士绅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维护乡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贯穿整个《新宋》的主题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于此，而局限性也在于此。他的改革，必须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很庆幸，他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时代，不但有赵顼，还有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苏轼。在那个随便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这些人应该算是难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够推动起来。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石越可以改变一切，但改变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没有去尝试改变这个。甚至，他似乎是迷恋着明君，担心着失宠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的迹象，石越根本不想来一场“熙宁革命”。因此，在整部书中，虽然有一些民间人物出场，但是，历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位权臣的历史。这是《新宋》主题与实际之间的巨大悖论。那么，这是否反映了21世纪的知识精英的某种矛盾而迷离的心态呢？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虚伪或者软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显得表面化，比如，它给人一种简单移植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详的21世纪政治词汇。我们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着“亲民”与“求是” ，他提出了“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谓“民先富而后国自富”，或者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还劝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或许，读者期望中的石越，应该更复杂一些吧，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来

由于有了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进化？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道，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是辽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呢？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21世纪初出发，而是从20世纪20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推翻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称看透了现实，看破了红尘，但小说这种文字，却还能为这个似乎不再有悬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不透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也为我们的后世，保有了更多的幻想的可能。这就足以使文学继续生存下去了。因此，小说就是小说，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把《新宋》想成了一个迷宫。它其实是文人的一场智力游戏，谁都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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