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而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便是……”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他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不由感觉到一阵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道。从原则上来说,政事堂虽然不会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力过问一切重大案件,只是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本来就不怎么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加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任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他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喝了一声“贱奴尔敢”之后,便几乎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国朝制度,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而极端的情况下,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而这几乎是致命的惩罚,因为依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以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怎么样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象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不过,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暖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是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立刻又回道:“他若是清清白白,当晏靖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话音刚落,范纯仁尚未及说话,吕惠卿便接过话来,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冷冰冰地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孙某以为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兴大狱以谋宠信,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道:“下官备位台谏,管你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
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怔了一会,也慌忙告退,追随而去。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去?”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不由极是痛快,这时却不得不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然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还是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心里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心里更不耐烦,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有“省元”身份的人,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颇为提倡“文武并重”,但长久形成下来的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
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也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且,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凡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若依着史迁以来形成的观点,这就有点类似于“酷吏”了。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士大夫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的。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是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又岂会轻易收手?但是,最让范纯仁忧心忡忡地是,按理来说,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当今皇帝之英明,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是,即使是皇帝病重,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当今皇帝是极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以一己之喜恶而行事的明主,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那范纯仁只要想一想,都会心惊肉跳……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名教罪人”——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都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的确是在猜忌苏颂循私枉法。除此以外,皇帝恼怒吕公著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甚至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原来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是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而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就太天真了。
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
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这是朝野无论谁都承认的,但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而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
君子无党。
如果“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后果真的不堪想象。
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
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只见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
范纯仁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便到书房外传来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子明学士府上管家侍剑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欲九月二日午间具家饭,款契阔,敢幸不外,他迟面尽。右谨具呈。八月某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编修敕令所石越札子。”
“侍剑呢?”范纯仁一面收起请帖,一面问道。
“未得允可,不敢令他进来,让他在外面候着。”
“也罢。”范纯仁将请帖收入袖中,脸上的愁云已散过一半,笑道:“那我也不见他了,你去告诉他,我届时必定赴约。”
“是。”
*
几个时辰之后。
御史台。
“押班是说石越给范纯仁送了一封请帖?”舒亶阴着脸望着石得一,轻轻地磨着牙,“可知石越是哪天设宴么?”
“这却查不到。”石得一摇头道:“石越这回似只请了范纯仁一人。”
“范纯仁回府后,也没去见司马光?”
“司马府上,一直闭门谢客,有几个上门的宾客,都被赶回去了。”石得一一面说,一面啐道:“这个司马十二,恁地不识人情。”
“押班却是想错了。”舒亶嘿嘿笑道:“他哪是不识人情,实是洞悉人情。”
石得一斜着眼看了一眼舒亶,尖着嗓子道:“舒大人,眼下不管司马十二识不识人情,他家衙内的案子不坐实,将来却要撕掳不清。石越不是好惹的,休看他不做宰相,在官家面前一句话,王正中就发配了。官家便是病着,每个月亦要见他几面。如今不知怎的,倒将这尊菩萨也招惹来了……”
“押班与下官都是奉旨办案,管得了他是哪尊菩萨?”舒亶不以为然地说道。
但石得一心里却是有鬼,吕惠卿要借这案子诛除异见,舒亶要借这案子扬名立威,顺便讨好吕惠卿,各有己的盘算;他石得一与吕惠卿、舒亶又不是生死之交,犯得着平白无辜为了这案子惹上司马光?他却是得了雍王的暗示,要他对舒亶睁一只闭一只眼,借刀杀人,将司马光等一干重臣赶出朝廷。他自然不知道赵颢的如意算盘——在皇帝病危之前,将朝中党争推向白热化,司马光等人如果被赶出朝廷,那么不仅将来他争夺大位时少了许多强大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吕惠卿如此得罪天下士大夫,皇帝崩驾后,若不拥立新君,图谋“策立之功”,只怕将要死无葬身之所,那时他收买吕惠卿就容易了。待即位之后,再贬吕惠卿、舒亶,诛石得一,召回司马光等人,那么自然“天下归心”,他的皇位就很容易巩固了。不过,石得一此时却还在做着赵颢登基后,自己成为入内都都知,封节度使的美梦呢。
他心里头带着这么一件败露就要抄家灭门的大事,难免便没那么理直气壮。虽然他的确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顶多只是将误导一下舒亶,让他对皇帝的心意揣测得没那么准确,但却始终是很不踏实的。他是个宦官,也曾日夜侍候着皇帝,对皇帝的了解,也比普通的外朝官员要多——石得一比谁都清楚石越在皇帝心中的份量。而他一席话就让皇帝贬窜王正中,更是令所有的宦官都为之侧目。更何况,虽然抓不到把柄,但宫中每个内侍都知道石越与一般的大臣不同,他在宫里面也是有势力的——李向安、王贤妃,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清河、柔嘉,又是皇太后跟前最亲近的人。
所以,对于石越,石得一实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惧怕感。以往,他的靠山是皇帝,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便如这回舒亶一样——他也以为他最大的靠山是皇帝,但石得一心里却很清楚,他这回的靠山,却并不是熙宁天子赵顼!
他也不相信石越在这时节请范纯仁吃饭,只是叙叙家常闲话。他一定是要多管闲事了……
“绝不能让石越抓到把柄。”石得一在心里想着,一面脸上却堆出了笑容,又将身子向舒亶挪了挪,放低声音,道:“舒大人,你我如今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不闹那些虚文,打开天窗说亮话罢——我们虽然都是奉旨办案,公正无私,但自古以来,你要公义,便难免会得罪权贵。苏颂、吕公著父子、司马康下狱,你我便回不了头了。这桩案子若不能办成铁案,让人无可挑剔,我一个内侍,没甚好顾惜,但舒大人的锦绣前程,只怕就此毁了。大人莫要小瞧了石子明,你说说,这当世有哪一个大臣,是官家每个月都要见的?官家连贬他都舍不得让他出了京城,大人且说说,开国以来,有哪家大臣有这等体面?”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又抱拳尖声道:“司马参政的衙内,若是舒大人拿不到证据,我看不如便此放了。否则,还请大人体谅,咱家也只好如实禀报皇上……”
他这话倒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话里还隐隐带着威胁之意,舒亶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料到石得一怕石越,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恼怒,却也发作不得。石得一毕竟也是权阉,而且是皇帝派来的,而且,舒亶心里也明白,便如石得一所说,他的确没有回头路可走。苏颂不必说,这回不论案子办到哪一步,他最起码都会被赶出汴京;但最要紧的,却是扳倒司马光、吕公著,最好连范纯仁、孙固等人也搭进来,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但要将所有涉案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将他们的后台全部扳倒,若没有面前这个阉竖的支持,却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还不是全凭他一张嘴?
“押班放心。”舒亶连忙安抚着石得一,手指轻轻敲着案上的《汴京新闻》,笑道:“我自有办法。”
“来人!”
“大人?”一个承差小吏连忙跑了进来侍候。
“你去给苏大人、司马公子、两位吕大人等犯官戴上枷锁,换间房。枷锁要重,房子要小,要暗,按规矩,亦不能亏待了,仍安排一个狱卒侍候饮食起居。”舒亶毫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承差吏与石得一,继续吩咐道:“自今日起,凡此案的犯官,皆不得离开牢房一步,吃喝拉撒,并在一房。该吃的、该喝的,依然照例份送去,但要全部倒在一个盆里,用带土的棍子搅了……”
“这……”
承差吏微一迟疑,舒亶的脸便已沉了下来,厉声喝道:“你听清了么?”
“是。”
“还不速去照办?!”
“是。”
望着那承差吏几乎是战战兢兢的应命出去,石得一也忍不住小声问道:“舒大人,这些人非同小可,用刑不得……”
“我用刑了么?”舒亶冷笑道。
“这……”
“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只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况且皇上也会不因此而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石得一心里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离开御史台之时,不知怎的,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骑上那匹黑骡后,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格物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而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仅仅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依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是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哪怕是苏颂,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他们,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自己咬牙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却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是吴充有一个女婿,却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更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这是很利落的两着棋,一面先发制人,扼住文彦博与冯京的要害,防止他们突然发难;一面逼迫冯京辞职,方便吕惠卿独掌相权。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而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真是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谁道德低下,谁又人品败坏,但如今,你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叫“伪君子”,这才叫“报应不爽”呢。众人只管着慷慨陈辞,痛打落水之狗。
而旧党官员,这时候要么噤若寒蝉,要么便到尚书省见冯京、孙固,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总而言之,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然想激流勇退,但是皇帝这些日病情反复不断,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个,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候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但这时候后悔,却已先机尽失,处处受制,未免晚了。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里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只能是无可奈何。
而原本被视为旧党新的领袖的范纯仁,自从见过石越以后,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而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的态度,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已经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竭力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的车驾,往御街行去。
车内,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石府之前,他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却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如果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