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楼。
段子介坐在李敦敏身边,顺着他目光所视,一面低声介绍着在座的众人。
“那位五短身材,又胖又黑的,叫李承简,听说熙宁十年前,他只是个普通的船匠,如今已是婆罗洲最大的船坊主,他拥有的船坞、船坊,每年能造超过四百艘的两千料大船,更有无数的船只,在他的船坞中维修、保养……”
“两千料……一般两千民料的大船,少则一千贯,贵则两千贯乃至三千贯……虽则比不上唐家,每年造四百艘的规模,亦是屈指可数了。”
段子介早知道李敦敏对民间的情况非常熟悉,笑道:“海外说得不错,李承简算得上是个大财主。交趾、三佛齐等国,可都要向他买船。”说罢,又道:“挨着李承简的瘦高个叫杨怀。”
“他便是杨怀?”李敦敏似是吃了一惊。这杨怀他却听说过,此人原是薛奕部下的一个守阙锐士,因为违犯军纪而被裁汰,后来被一些武装船队雇佣,以枭勇狠毒而闻名海上。熙宁十二年,他在收编了一伙五六十人的海盗后,便带着这些人改邪归正,自称“武伴当”,专门受雇于那些前往注辇国贸易的非武装船队,保护他们免遭海盗袭击,不过四五年时间,不仅他的“伴当行”迅速扩张,成为拥有两百人规模,五艘准战舰的伴当行,而且带动着令东南出现一大批的伴当行。东南的“伴当行”与中原、北方稍后出现的“标行”、“打行”,甚至惊动了两府。宋廷为此专门颁布法令,对伴当行与标行、打行进行限制与管理。李敦敏早就听过杨怀的大名,没想到他原来竟是个貌不惊人的瘦高个。
“便是此人。”段子介笑道,“东南伴当行许多大掌柜,原来都是杨怀的徒弟。这几年武伴当和注辇人打交道最多,他们经验丰富,对注辇人亦极为仇视。杨怀两个儿子、一个弟弟,都是被注辇水师假扮的海盗所杀,他对注辇人恨之入骨,一直盼着朝廷对注辇开战。”
“还有那个三角眼,叫黎天南,原是交趾人。如今是渤泥三侯的座上宾,他只是个小海商,但在南海海商中非常有名,专门替海商与当地蛮夷贵人牵线搭桥,从中抽取佣金……有人说,他其实是文焕的人。”
李敦敏不由得吃了一惊,反问道:“当真?”
“这我可不知道。”段子介笑道:“他三人是曹允叔带来的。这季节逆风回国,为的何事,待会便会知道……还有那一位,柴远柴官人,我见刚刚海外与他打过招呼,想是认识的。”
柴远是潘照临介绍给李敦敏认识的,但他自不会与段子介提起这些,只是点点头,“他是国宾支脉,不过他怎会来此?”
“这个柴官人交游广阔……”段子介笑道:“他和李承简、杨怀都是旧交。”
“原来如此。”李敦敏轻轻应了一声,又低头喝着茶。
这是曹友闻发起的一个茶会。与会的人大约有二三十个,包下了何家楼的一座大院子。这些人中,有擅于分茶的僧人道士,也有与曹家来往密切的生意伙伴,亦有李承简、杨怀、黎天南这样的海商、柴远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茶会,是凌牙门非常盛行的一种社交活动,主人不会特别介绍每个客人,大家都以品茶之名而来,观赏分茶高手出神入化的绝技,但海商们的许多生意、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茶会中产生。海商们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只知追逐利润而不懂风雅的野蛮之徒。他们也同样有诗会、茶会,虽与汴京的风俗不尽相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李敦敏是被段子介拉过来的,一个沿海制置司知事,一个海外事务丞,两人政治立场接近,职务上又多要打交道,而性情竟也有几分投机,竟很快成了好友。卫尉寺出身的段子介,较之寻常官员,似乎更加重视情报的收集。接到曹友闻的邀请,他马上一口答应出席,而且还将李敦敏也拉了过来。这让曹友闻喜出望外,曹友闻非常想拉拢李敦敏。段子介与李敦敏对结算钱庄之事予以支持,是此事得以顺利通过的重要原因,而曹友闻亦知道李敦敏不仅与石越的关系非比寻常,更得到司马光的赏识——但是,李敦敏凡事都公事公办的态度,实是令人头痛。不曾想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小小的茶会,倒将他请来了。经过结算钱庄的成功,一直在汴京碰壁的曹友闻士气大振,他一面安排王六丈带着周应芳的表弟回凌牙门进行准备,自己则留在汴京,一方面筹备结算钱庄之事,另一方面,原本对游说朝廷向注辇国开战已渐渐灰心的心,也慢慢又活动起来。
对曹友闻与段子介的野心还毫无所知的李敦敏,这时候正在暗自留心听着与会者的闲谈。
“今年的运道看起来不是太好……”
“是啊,不知道有多少钱庄能撑过年关……交钞要是被废,俺可真是损失惨重。”
“张员外真能说笑,朝廷果真要颁行钱庄兼并法的话,对员外岂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倒霉的是在下这样的小作坊才对……”
“是啊,如今是三公执政,国家恢复元气是迟早的事。不知多少人正提着真金白银等着钱庄兼并法颁布哩。对张员外这样钱大业大的,还有那些手里握着大把金银缗钱的海商,如今倒是应了那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俺听到传闻,张少卿又上表,道是要修改钱庄法,在太府寺下增设钱庄局,专门管天下的钱庄。日后想开钱庄可就难多了,这传闻要是属实,这时候不下手,还想等到什么时候?总之,手里有金银缗钱的,什么时候都不用怕。倒霉的都是没钱的。”
“我还听人说呢,周应芳对钱庄总社的小钱庄掌柜放出话来,要他们趁着兼并法还没颁布,早点盘算家底,觉得撑不下去的,可以与他富贵钱庄合并,折价计股,算是大家连财合本,总比将来被人强行兼并,什么都没有要好……”
“他想得美!这和明抢有何分别?”
“明抢和明抢也有分别,左右是个死,自是要选个死相好看点的。”
“世道一向如此。财雄势大的,朝廷要顾着;穷得没饭吃的,朝廷也要照顾几分。便是收税,也是上户与下户占便宜,吃亏的都是中户。如今的事也例外不了。家大业大的人是吃不了亏的,海商是石相公一手扶起来的,更吃不到亏去。倒霉的依旧是中产之家……”
这些商人们的闲谈、牢骚中,有时候确有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在李敦敏看来,中产之家,中产之商人、作坊主,才是国家的根基,是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但是,财雄势大者拥有特权,更能抵御风险;而最穷困的人朝廷为了害怕他们造反,亦不得不特加安抚。所以,到最后,损害的只能是中产者的利益。
这是愚不可及的做法,但朝廷公卿们,却乐此不彼,丝毫没有觉察。那些豪富之家,拥有远远超过他人的财富,却从来不知道收敛。此次钱庄兼并法果真颁行的话,无数中小商人打拼十几年才创下的钱庄业,轻而易举间,就将全部落到他们手里。钱庄业如此,那些中小作坊,只怕也难以幸免。
这一切,都让李敦敏忧心忡忡,却又无能为力。在朝廷中,他没有多少同道中人。朝中并非没有为中产者说话的官员,但是,那个“中产者”,只是局限于农民。
这些谈话中,惟一令李敦敏略感欣慰的,是商人们并没有丧失对朝廷的信心。交钞也许会废除,无数的商人、作坊主可能撑不过年关,但是,从这些闲谈中,李敦敏感觉到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商人们相信有三公执政,未来就一定会变好。他直觉的感觉到,这种对未来的信心,将是这场危机中,最可倚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