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x;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解决汉阳铁厂的质量问题只需要对铁煤进行化验分析,再选择碱性平炉,或改造酸性转炉,就能够加以解决。
但在当时,中国缺乏技术人员,缺乏科学知识;洋人工程师刁难掣肘,不肯轻易传授关键技术。所以,当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问题,被陈文强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又投入资金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后,便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半个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
“不止半个月。”身为张之洞幕府“通译”的辜鸿铭想了想,说道:“听说先期到达了一批人员,得铁厂总办李维格配合,相关工作已经展开。陈文强到时才算正式接收,说是半个月,实则一月有余。”
“一月有余呀!”张之洞叹了口气,“数年之难,他竟能月余解决,真是洋务奇才也。岑春煊,嘿嘿,还真找到了好臂助。等到朝廷嘉奖,他在朝中地位更固,声势更强啊!”
“陈文强也未必是岑春煊的人。”辜鸿铭沉吟着说道:“应该是互相借势而已。不过,这陈文强思虑很周全,借着汉阳铁厂一转颓势之机,正在报纸上大谈公司化运营的好处,显是要推动朝廷尽快实施那个《公司法》,以为国家工商发展铺平道路、减少阻碍。而从深层来看,未尝不是为以后岑春煊万一失势而预留后手。”
“言之有理。”张之洞深以为然,说道:“若《公司法》推出,汉阳铁厂已改为商办,自是由该法管理。朝廷刚施新法,陈文强又是立宪派主力,当不会岑春煊而株连。无论岑春煊是盛是衰,这陈文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这家伙未免太不将本督看在眼里了,至今尚未投贴求见。”
“有本事的人自然有些傲气。”辜鸿铭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也与他的脾气禀性相近,便帮着陈文强说话,“刚刚接手铁厂,事务繁忙。一时抽不出身也是有的。”
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十四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先后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后,辜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要知道,想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否则,就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有学问,有本事,辜鸿名虽然二十多年来一直只是张之洞的幕僚,但却很傲气,甚至敢拿张之洞和端方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除了有本事。还很有钱。”张之洞停顿了一下,沉吟着说道:“应该是善筹资,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华人的。还有洋人的。汤生,你说这粤汉铁路修建一事,能不能委托与他?”
1896年10月,清政府下旨修建粤汉铁路。但因耗资巨大,工程延迟至1900年7月才动工,且进程缓慢。至1903年8月仅建成49公里的广州至三水支线。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先是经过与美国公司的艰难交涉,以高价赎回路权,定由三省各就本省地段。
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x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很多时候也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效果却未必上佳。
张之洞和辜鸿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辜鸿铭想了想,轻轻摇头道:“耗资太大,耗时太长。收效则太慢,就算是陈文强长袖善舞,恐怕也不会把资金和精力投向粤汉铁路。不过,承担一省的铁路工程,倒还可以与其商洽。”
“若能在短期内建好湖南或湖北境内铁路。亦是功莫大焉。”张之洞慨叹道:“本官奉旨督办,迄今尚无一寸铁路建成,上负朝廷,下愧黎民。每每思之,夜不能寐啊!”
“陈文强此人精明得很,若要其应承,怕不只是铁路收益所能满足。”辜鸿铭停顿了一下,又苦笑道:“但其比盛氏强得太多,若不是信誉卓著,又如何能在国内外筹得巨资?又如何能有众多工商巨富支持?”
正说着。下人来报,汉(汉阳铁厂)冶(大冶铁矿)萍(萍乡煤矿)联合煤铁公司总董陈文强投贴求见。
“说曹操,曹操就到。”张之洞很想让陈文强吃个闭门羹,打打他的傲气,也出出自己的怨气,可辜鸿铭笑而不语,这么做未免有些气量狭小,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吩咐道:“有请。”
“总督大人,陈文强不以官身求见。耐人寻味啊!”辜鸿铭在旁提醒了一句。
张之洞皱起眉头想了想,心中了然,冲着辜鸿铭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其中深意。
以官身求见。是以下拜上,上官训斥理所应当,不管对与不对,都要恭然以对;以商人身份求见,虽然还是以下拜上,但在商言商。自身是良民,又没有作奸犯科,你想指手划脚也要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通过汉阳铁厂的成功,陈文强在舆论上已经建立起一定声势。而之所以推迟拜见,也正是因为汉阳铁厂的改造会在短期见效,陈文强便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其实,报纸媒体上刊载的消息与事实是有出入的,马丁炉不需改造,可以正常生产;而贝塞麦转炉只有一座改造完成,且还有试产调试之中。但成功是勿庸置疑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西服、革履,礼帽、风衣。陈文强便以完全西化的装束拜见了张之洞,只拱手深揖,却不下跪叩头。你想叫真儿,却会发现,他亦官亦商,是求见还是拜访,说辞很是灵活。
而辜鸿铭也是西装革履,又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甫一见面,便吸引了陈文强的目光。
陈文强的一个特点是谋而后动,事前便了解了一些张之洞的情况,对他的这位大名鼎鼎的幕僚也知道不少。
这世上是确实有天才的,获知辜鸿铭的情况后,陈文强愈发相信这个结论。九国语言,十三个博士,若是普通人,得学上多少年,或许竭尽全力也难以达到这个程度。
寒喧、审视、试探……双方的谈话慢慢转向了正题。
“半年之内,汉阳铁厂将新建三十吨马丁炉四座,一百五十吨混铁炉一座,生铁和钢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停产之前,扭亏为盈是没有问题的。”陈文强停顿了一下,微笑着向张之洞拱了拱手,说道:“汉阳铁厂有些基础和规模,全是总督大人开拓进取,陈某不过投机取巧罢了。”
“陈先生洋务娴熟,深悉西方‘政教技业’(即技术科学知识)之精髓,令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倒也不必自谦。只是不知这产量大增,销路可有保障?”
张之洞对汉阳铁厂的起死回生是非常欣慰的,毕竟那是他创办洋务的开端,是由他主持兴建的,若能兴旺,他的脸上也是极有荣光。
“只要保证钢铁质量,在国内销售当无问题。”陈文强很自信地说道:“甚至出走各洋面,角胜于世界之商场,也是有些把握的。”
显然,陈文强并没有理解张之洞的暗示,也或者是他不想轻易掉进张之洞陷阱,把主导权拱手相让。
“当年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时,也曾信誓旦旦。”辜鸿铭在旁更加露骨地作着提示,“总督大人便保举其为芦汉铁路督办,以保证汉阳铁厂产品之销路。可惜,盛氏并无此能力,汉阳铁厂经营不善,所产钢轨全不合用,辜负了总督大人的一片苦心。”
“铁路确是钢铁需求大户。”陈文强拱了拱手,“总督大人不仅兴办洋务,还通权达变,讲求实济,陈某钦佩备至。”
“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张之洞捋着胡须郑重说道:“西洋富强,尤根于此。陈先生,你以为如何?”
“总督大人高见。”陈文强笑着恭维道:“铁路与经济发展,与国防,皆有非常之意义。”
“总督大人亦是知悉铁路之重要,方才对修建铁路极为重视。”辜鸿铭在旁说道:“芦汉铁路修建尚顺利,独粤汉铁路,耗资巨大,进程缓慢,令大人十分忧心。陈先生洋务娴熟,可有妙法使其早日修建完成?”
陈文强想了想,摇头道:“陈某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妄言。但耗资巨大,便不是商办所能承担的。修铁路这事呢,需要的是巨额资本,本来是不是靠民间摊派能支撑起来的。”
“本督亦如此认为。”张之洞皱着眉头说道:“可要借外债,就难免民心沸腾,激起民众蜂起而反对、反抗。”
“借外债估计是难以避免。”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只要不丧失路权,与洋人互利双赢,又有何不可?民意沸腾,民心反对,是信息不明,理解偏颇,未尝没有解决之法。”
外国资本在修建铁路的同时,往往也控制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铁路的借款合同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
因此,“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便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