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角度就是敛财,实际现在宋朝真的不需要继续敛财了,但变法存着的这些弊病,他真不知道?其实赵顼也知道,然而为什么不准大臣变动调整?调整后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许多旧党会得陇望蜀,那么就会产生新的争议。于其这样,还不如不动,看看现在朝堂多安静哪。第二个结果就是财政收入会严重减少。
可是赵顼心中有梦想哪,现在国家富了,还没有强。想要强,不是大理也不是交趾,而是西夏,只要灭掉西夏,收复燕云,宋朝才能称为强国。至少将西夏这个心头大患摆平吧。
想要收复西夏,就要发动不可想像的大军,那么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的钱粮。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宋太宗第二次伐辽失败,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户数不是增涨,而是严重倒退,赵普出面,宋太宗只好换了保守的措施。如果国家财政充足呢?
还有庆历宋夏之战,实际几场战役规模远不及两次伐辽战役,但几年后河南陕西南部到处农民起义了。不是刘娥将国家搞得财政紧张,而是一场大旱灾与宋朝第一次黄河大决堤,导致国库空虚的。
但反观澶渊之战,不管那一国胜败,那场战役宋朝前后共花掉七千万缗钱。并且还是在宋朝建国不久之后发生的。然而为何国家太平?原因简单。咸平之治,导致国家国库充盈。
这样想也不是不对,正是因为国库充盈,所有未来那两场惨败,宋朝却没有出现严重危机……
第二个角度就是赵顼与汉武帝不同之处,汉武帝接手的是一个好摊子,文景之治给西汉积累了无数财富,以至串钱的绳子都烂在钱仓里。
但赵顼接手的摊子烂得不能再烂。国家严重赤字,国库空空如也,为了救急,都将内库积累的香料玉石拿出去便卖,旱灾到来,让百姓自生自灭……
这就象化名为陶朱公退隐到齐国的范蠡一样,他的二儿子在楚国入狱,他派三子去营救,妻子不同意,坚持让长子去救。结果因为长子从小与范蠡共同创业,知道生活艰难。舍不得用钱,反而导致次子被杀。
这种心态的不同,决定了两人手段终是截然不同。
就象汉武帝,战争到最后,不得不用桑弘羊敛财救急,然而晚年立即及时调整,不仅是因为太子案,也是因为这个心态。正是这个调整,汉朝危机化解,再加上霍光打下的底子,才有了汉宣帝之中兴。
最要命的是赵顼即位之初,韩琦傲娇地逼得赵顼束手无策,虽然最后韩琦不得不主动退出朝堂,但让赵顼的性格变得多疑起来……
因此王巨果断地说道:“陛下,这个也不用担心,到时候由臣来上书。”
你依然呆在“决”这个位置上,好留下回旋的余地。
“不过最好到明年春天再议此事。”
“对,那就明年。”
不是赵顼想拖到明年,明年春天海外派人回来,与朝廷商议朝廷派官员入驻接受海外那么大的地盘,还有市舶司的抽解,那么多的黄金……
在这个利好的消息下再提出这两诏,争议声无疑会小一点。
然而赵顼又说了一句:“金子还少了啊。”
有这个金子性质不同,以前无论王巨说得水点着灯,可没有金银,有多少人相信?现在终于有了金子,那等于有了证明。
但金矿产量是非常惊人,然而放在银行司的撬杠上,数量依然严重不足。
“陛下,内外结合,实际仅是一千万两白银,一百万两黄金,就是没有海外,如果国家认真聚敛,又能差多少?当然,从海外想办法也是必须的,金银越多越好,它们越多,能发行的交子就会越多,那么不仅能做为撬杠,本身也可以用来做为资金的周转,甚至能起到控制物价的作用,如果能保持健康地发展,最后可以大幅度地宽解两税,取消宽剩钱、手实法、青苗贷,百姓松压,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了。”
如果国家经济能转得开的话,恐怕就是赵曙,也想轻敛薄税,这才是国家的主流思想。
总之,因为这个私密的场合,王巨说得也尽兴,王巨还乘机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将负责监江陵县税的张商英调回孔目房担任都检正。
张商英本来是御英,犯了一些错误,又与舒亶发生了严重冲突,贬了下去。
而孔目房为中书五房之首,它掌管着中书的档案图籍,因此称为孔目者如一孔一目,无不经其手,也就是孔目房都检正,更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
王巨这个要求略有些过份了。
然而赵顼居然在兴致勃勃之下同意了。
到了离开之时,赵顼嘴扁了扁。
但他不知说什么是好,究竟是自己姑姑上了王巨,还是王巨上了自己姑姑?
王巨心中大乐,脸上却一本正经地说道:“陛下,天色不早,臣该告辞了。”
…………
不久,赵顼颁发诏书,同意了王巨之议,废除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由薛向主持十二路发运司使之职。
果然,朝野上下,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新党们担心这会引起一个很不好的开端。
旧党们却是得陇望蜀,甚至孙固公开吼出,不论市易司,或者是南方十二路发运司,或者是各路提举司,全部应当罢废。
御史台则连连弹劾,薛向乃是待罪之人,何德何能主持如此重职?
许多大臣竟然不顾朝仪,在大朝会上也吵闹起来。
王巨迫于无奈,举着牙笏,从前列走了出来说:“陛下,看来臣在南方一个案子断错了。”
“何案?”
“臣在广南西路断过一件案子,有一个段姓主户,家有良田十顷,财产数千贯,一天他上街看到了一条精美的玉带,便将它买了下来。然后其妻与父母,到臣面前诉告那家邸店,说正是那家邸店的蛊惑,段生才买下那条腰带。”
“臣就问,那家邸店有没有用强迫手段威胁段氏购买,他们说没有。臣又问,那么凭何状告人家。其家人说,一旦段生购买了这条腰带,必然想购买精美的衣服、靴子、巾冠与之相佩,这些购买下来,又必须要购买精美的玉佩佩在腰间,才能不会人笑话。玉佩买下来,那么必然会购买精美的马车。”
“马车买回来,又要装备车夫,还要购买良马,这些买下来,又要买下豪宅,豪宅买下来,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必须要大手大脚的花费。那么好了,几年过后,段家必然会家破人亡。因此段生父母妻儿状告那家出售玉带的邸店。”
“臣听闻后,断了他们一个无理取闹,各笞了二十,让他们回去。然而今天看来,臣真断错了。看看,臣只是提议废罢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那么多士大夫以为我要废掉所有变法,要么就乘机让朝廷废掉所有变法。臣有那个想法吗?因此臣断错了,如果段氏无理取闹,那么今天朝堂上的诸士大夫又算什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