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也走了过来。
此时大小苏在宋朝开始渐渐有了很大名气,但与张载不同,一个是在诗词歌赋文章上的名气,一个是在儒学上的名气。
“见过子厚兄,”小苏站起来唱了一喏。
这叫各叙各的,比如王巨与侯可虽然岁数悬差巨大,不过平时还是以平辈论交,但二程却是侯可的外甥,张载与二程平辈相交,岂不是乱了套?但一点也不乱,同样,各叙各的。
现在张载与王巨住在一起了,二程必来拜访,然而二程若是对王巨摆长辈姿态,那会有的苦头吃!
“子由,勿用客气。”
琼娘又过来沏茶。
小苏继续吐槽:“子安,可听说过李参?”
“知道一点。”王巨答道。
他不但知道,而且比较清楚。
今年自京城回到郑白渠后,王巨也开始做准备了,因此与葛少华以及赵度通信中,刻意问了几处民情,这也是赵度留意巴蜀百姓生活情况的由来。
然后又让陶青与黄良悄悄外出,打听一下各地情况,包括一些重要官员的情况。可能消息来历不明,但多少会产生一些帮助作用。
比如现在王巨对许多地区百姓情况便有了一个笼统的了解,只有对荆湖两路、广南西路与江南西路情况不大熟悉。
情况比王巨想的要好得多。
流民流匪开始增加,一部分就是三丁刺一,这是韩琦的错。还有一部分是灾害。韩琦有一部分错。若无黑窟窿。国家有财政了,救灾及时,流民流匪也会少一点,但就是朝廷有钱赈灾,还会产生一部分流民流匪。
庞大的积欠,但摊派到每一个人身上,也不过一人一贯钱,压力不是太大。也不能说没有压力。比如赵曙死后,百姓的反应,赵顼死了,全国百姓哭嚎,实际赵祯晚年吏政开始败坏了,但老百姓哪里知道?只感到他们生活在变好当中。赵曙死了,那个百姓哭过?这证明了赵曙即位后几年的积欠,已给百姓带来了负担,所以百姓不喜。
也就是说百姓开始感到压力,但压力不是太大。这对于王安石变法可不是好消息。支持的力度与土壤不足够多!
有些官员也感到财政的艰难,因此支持变法。但同样如此,力度不强。
因此王巨时常在想,如是韩琦不罢相,帝相争继续持续两年呢?不过这只是想一想,韩琦那是气不过才那样做的,当真将赵顼架空两三年,那结果不是谋反,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种情况也反应在张载身上,他来到京城后,写了一首诗,芭蕉新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旋随新叶起新知,愿学新心养新德。
一首诗七个新,也说明他对变法的态度。
王安石与他谈话时,张载说了两条,你推行新法,只要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天下之士都愿意听从你。第二是变法中要与人为善,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不这样,强行推行新法,肯定会失败。
在这一点上,师徒二人观点惊人的相同。
不过张载也有张载的时代拘束性,变法用意就是敛财,想敛财又想与人为善那是不可能的。但敛财可以,必须拉拢大多数人,至少表面上做做样子,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少数人,那么反对声音也会小一点。而不是王安石该拉拢的不拉拢,该打压的却不打压。
当然,他们都是这时代的顶尖人物,身在局中,能想出这么多很不容易了。
不过这样一来,在本质上与王安石就产生了冲突,由是张载难以得到重用。
但根源却是宋朝还没有烂到骨子上,广大百姓与官员没有产生急切用激进手段变法的愿望,这也是后人痛恨王安石,反而将韩琦当成功臣的原因。
然而张载与二程不同,二程马上连节操也不要了,但张载自始至终对变法从来没有攻击。虽然不同意王安石变法的方式,不过张载知道国家不变不可了,变了总比不变的好。
这也赢来了王巨对自己这个老师的更加尊重。
不过能认真象王巨这样分析,对于王安石与张载来说,太过勉为其难,也太不公平了。
此外还有王巨让陶黄二人打听的重臣消息,包括这个李参。
王安石的真正老师,不是范仲淹,事实他恐怕都看不起范仲淹发生的那次改革。
也不是桑弘羊与王莽,这两人只是给了他一些借鉴,真正的老师就是这个李参。
李参在定州通判时弹劾夏守恩父子贪赃枉法,夏守恩乃是宋真宗藩邸功臣,但被他弹劾下去,于连州编管。参见变法对权贵外戚的打压,这些权贵外戚平日所做所为确实太过份了。
李参知荆门军时,以前朝廷伐竹是调派,但李参将此法更改,变为向商民招标采购,参见坊场河渡。
李参担任陕西转运使时,发现百姓准备春耕生产资金往往不足,于是向百姓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也提升了农业产量。这种低息贷款就是青苗钱。几年后,陕西军民粮食就得到了好转。
李参还提出辇钱之法。
宋朝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扎大量军队,本地租赋不足以供给军队所需,调民夫运粮又会忧民,于是趁丰熟之时,买进大量粮草以备消耗。买进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现钱交易,不过三边现钱有限,此法很少施用。二是摊派征购,低价强买,这是苛政,也很少实施。三是商人先将粮草运到边境,朝廷支付茶盐香药交引和京师钱钞,商人再到指定地点领回茶盐香药等货物卖出去换钱。不过朝廷信用有限。往往各种交引胡滥发行。导致商人不愿意前往。或者商人与官吏勾结,运过去的粮草不是玩意。
因此有了李参的辇钱之法,就是将现钱直接运到缘边地区,就地购买粮食,或者向商人购买粮食,按其质量,给其价格,省却了中间的环节。减轻了百姓负担,并且得到的粮草至少能食用。
这一辇中之法,直到现在,依然在部分使用。
参照王安石变法,均输,市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能臣,并没有得到宋仁宗重用。后来国家置局经度国计,让李参与王安石、王陶领之,李参气愤地说,官各有职。臣如不能胜任,当从废黜。不然,请罢此局。意思是让我做我就做,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何必弄两个毛孩子进来?
但王安石不生气,这次前面到京城,后面就推荐举了李参,让赵顼在殿柱上写上李参的名字,不过李参此时又老又病,赵顼不能任用了。
可开始时,王安石还没有想到青苗钱,他一心扑到均输法上了。
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与知陈留县苏涓同时上书,让国家兴办义仓。
什么叫义仓呢,就是让各地一些有良心的豪强,于丰年时自发地出粮食,或者向家中收成不错的百姓征收一些粮食,放在义仓里,到灾荒之年时,拿出来赈灾扶贫。
王安石立即否决。
史书上于王安石想青苗法,这才否决。因此到了南宋打倒王安石后,又将义仓拿了出来。
尝到苦头了,开始执行还是不错的,但最后各义仓全部被侵占挪用。灾时一粒粮食拿不出来,平时反而成了一种苛政。
为什么如此?正是它的管理不规范,正规的常平仓与常惠仓都管不好了,况且这种义仓!在储存中,可钻的漏洞太多太多。
实际标准的治弊方法,还是王安石的仓法,不过现在免役法未出来,仓法也没有办法出来。它们是母子,免役法是母,仓法是子。
仓法未出来,这个常平仓同样是一个大黑窟窿。
因此吕惠卿与王安石将李参的青苗钱翻了出来。
两人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参照王广渊,王广渊于齐州扣压了五十万粮帛下来,放贷给灾民,秋后百姓连本带息归还了七十五万,利息高达百分之五十,实际不对,不止百分之五十,因此它只有半年时间。但百姓为什么会感谢?大灾过后,一无所有了,得到这个贷款后,立即得以春耕生产,一口气就回过来了。
况且我们这是二分利,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有人说半年百分之二十,一年岂不是四分利?那也不对的,这是春天放,秋天收,明为半年,实为一年。真还不起,到了第二年还是按二分利息算。
因此青苗法的利息是二分利,而非是四分利。若是出现四分利,那是下面胥吏变相弄出来的!
有了它,遇到灾情时,百姓便能迅速得活。朝廷还不需要承负什么经济损失。
第二个理由就是李参的理由,贫困人家太多了,许多人因为春荒,没有足够的资金春耕生产,导致整个年景欠收。有了青苗贷后,便会得到充足资金去春耕生产。
成功的例子,李参!
第三个理由更加充分,农民连口粮都成问题了,那么向谁贷?富人。特别是那些官户,有功名的与出家的,一不纳税,二不当差,三不交租,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僧牒那么值钱。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做和尚道士,奥秘就是这个僧侣户不需要纳税应差!
那就借吧,但这一借问题来了,那不是青苗法的二分利,讲良心的也是月息六分,一年是百分之七十二。不讲良心的是百分之三百,并且还要利滚利,不是年滚,而是月滚。不借则罢,一借的结果,最后地也没有了,连妻子女儿都成了人家的婢女!好在这不是明清,否则一年还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为了贞节而投河自尽……
不仅是郑白渠数县有之,长安一带更狠,不仅是普通商人,文彦博家人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厉害。不要问文彦博信佛的人,怎么做出这种事,僧侣户也照样在做,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有了青苗法后,这些高利贷的丑陋行为就狠狠打击了。最少狙击了兼并之势。
王安石还承诺,不会抑配,意思就是百姓愿意贷就贷,不愿意贷也不会强贷,而且不贷没关系,一贷还要种种条件,无家产无业游民不会贷,想贷的人必须有担保人,正当良民,才有资格贷之。一是保障贷给正经人,二是保障有贷有收。
看看,这个好处是不是更多?而且还有李参与王广渊成功的例子,说服力够强吧。简直是大大的仁政!
关健问题能爬上来的,那一个是差的,包括小苏,没有一个是好忽悠的。
王安石就将这个草呈递给了小苏看,小苏当场就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