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虚道德天尊 第四百六十三章.w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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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般小人，立了功又不能不赏；立功不赏谁还再立功。但她也尽量不让这些人太得势。在裴炎事件，李景谌立了功，当时给他赏格极高，让他当了宰相。半个月后，她便罢免了他，换了个司宾少卿的闲曹。崔詧是先揭裴炎谋反的人，也为他封为同平章事，接近宰相了，事后也被罢免；同时被罢的还有沈君谅。那个办案有功的骞味道被提拔为书令，职务取代了裴炎。一次，有个官员因故被贬职，就到他那里去申诉说明情况，骞味道不敢作主承担责任，说：“此太后处分”就是说，这是太后决定的，你去找太后吧。而当时在场的同书门下三品的刘祎之却说：“根据听犯的错误，改任官职，是我向太后奏请的。”言外之意，有事找我，有错我负责。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便把骞味道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一带）刺史，升刘祎之太大夫。她把这个事讲给大臣们听，说：“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行善自取他”[《资治通鉴》，卷o，垂拱元年三月。]

平定徐敬业叛乱和平息裴炎谋反案后，因不少官员生了变动，有的被杀、遭贬。同时，在这一系列事变，也多少能知道官员们对她的态度，只要没有明着反对她执政的，她都根据他们的官职和才能充实到朝廷枢之。以积官尚、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以冬官尚书韦苏良嗣为维言，以裴居道为内史。提拔昌右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再次调整，以岑长倩为内史、苏良嗣为左相、韦待价为右相，韦思谦为纳言。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士，被武则天任用，使太后执政下的朝廷枢规整充实。

平息徐敬业叛乱后，武则天又改新年号以作纪念。她以《尚书?武成》篇的一句话，即“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所表示的意义改元“垂拱”。垂拱元年是公元685年，那年武则天六十二岁。

“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之意，是儒家追求的治国办法。能让衣襟不动摇、拱着手什么也不干，天下就太平了，那可不容易。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哪个朝代也未能做到，让太史公司马迁极尽吹捧的汉初“景之治”也充满了争夺和血汗。武则天的年代更做不到。

先，她满朝的武官员就不让垂拱而治，他们不会让她那么悠闲自得，他们每看到紫色云帘后面太后的身影，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莫大的人格耻辱感。而武则天又偏偏是一个无比倔强的女人，她不信以她的才干就是不能让这些人服从她，不服从她也绝不会后退。她们君臣之间一直就那么“将”着；她一个女人坐在似乎只有男人才能坐的那位子上，和一大群男人硬顶着、硬“将”着。让她如何能“垂衣拱手”？

在诛杀了裴炎、程务挺，镇压了徐敬业之后，看着殿上一排排冠带朱紫的男人，她站了起来，在那片紫色的薄薄的帘幕后面站了起来，故意让这一排排男人能清楚地看见她虽年过花甲，却依然英挺的、女人的身躯。然后，突然严肃地问：“朕并没有辜负天下、辜负诸位，你们说是不是？”群臣齐声回答：“是的”

她停息片刻后，提高声音，激动地继续说：“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弄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地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治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

武则天高慷激越，声迴殿内。尤其她说“今为戎，皆出于将相”，是谓“今天，反对我的领头大都是将相”此时，她已压倒不住漏*点，声色俱厉，最后说：“你们之，有能过裴炎、徐敬业、程务挺的，就请站出来反叛我不然就得好好服从，不要做出让天下笑话的事情来”

武则天说完，压着怒火，缓缓坐了下来。此刻，群臣跪地，不敢仰视，异口同声地回答：“唯太后所使”[《资治通鉴》，卷o，光宅元年十二月。]

这次武则天对群臣的严厉训话，由《资治通鉴》注引《唐统纪》，而《考异》认为“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实则，武后为情势所迫是能做到的。

为考查朝大臣及地方官们的言行动态，并直接听取臣民谏言和冤抑之情，在垂拱元年二月，武则在令于“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资治通鉴》，卷o，垂拱元年二月癸未。]登闻鼓设于西朝堂外，肺石为红色如肺，设于东朝堂外。即设悬鼓和肺石，让臣民百姓自由登石或击鼓，让御史接取状纸，直接呈给武则天本人。

这是她自己与群臣严厉训话后，整饬朝百官和地方官的办法。

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则天下诏“复政于皇帝”。即不再临朝称制，让睿宗皇帝亲政，其目的为缓和朝野对她执政的不满情绪。但是，睿宗连忙上表，坚决推让，不肯接受。诸史书皆记：“睿宗知太后非诚心”；朝野也说她是故作姿态，并非真心归政。不管她出于何种心理，这次下诏归政效果不佳，她还是继续临朝称制。

武则天继续临朝，乃于垂拱二年三月铸铜为匦（gu音轨，匣子）放在朝堂的东、南、西、北四角。太后制铜匦的初衷是和“垂拱而治”的想法有关系的。铜匦如同今天的意见箱，是让广大民众把自的意见写出来投放在箱内，以供领导采纳。让大家自己投与采取开大会、走访、座谈会等形式相比较要方便得多，不用采取行动，只要放那么个匣子，等着让大家自投就行了。好比张捕鱼捉鸟。甚至连手也不用拱，你该干啥干啥去，到时候来里拿鱼拿鸟就得了。意见匣，武则天的铜匦，是一个意见，方便啊。所以，这方便的铜匦，就是垂拱而治的工具。

设铜匦用时兴的话说还有改革开放之目的。武则天的思想就是个改革开放思想，她是个女皇帝，女人做皇帝开天辟地她是独一家，没有个改革开放思想是做不到的。要开创一个前人未做的事业、前人未到的境界，在皇帝门前设意见箱，大事宣传、鼓吹，让全国人都重视，想说什么说什么，广开言路。你想，没有个改革开放的胸怀能敢敢做吗？一些领导人有了错误，掩着、盖着，就怕人给揭开来，就怕人揭、检举提意见，思想封闭，能敢让大家大张旗鼓地提意见吗？

设铜匦也有个治理整顿的想法。她们朝内朝外官整天盯着她，看她是个女人不顺眼，不姓李而姓武就不该坐在男人和老李、小李该坐的座位上。私下里骂她、背地里瞎搞小动作，甚至舞刀弄枪朝她来。现在，她弄个匣子放在朝堂前，动全体随时把那些阴谋掀出来。这是让全国的或官或民一起帮着她防备阴谋诡计搞颠覆。同时，也让百姓监督，官员们互相监督，治好官风。

武则天设铜匦还有个招揽人才之目的。她求才若渴啊，有才的大臣们多不配合她，不配合才高八斗更糟，鬼主意多、影响力大。前些日子训话，她当着百官的百叫号，不就说反她的“旗手”们全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大人才吗？但是，光叫号不行呀，她自己的官，给他们高薪、给最高级的住宅、高车骏马，不是养着用来叫号比功夫的啊所以，她要招集忠心给她干事业的人才来，补充不足、取代那些不配合者，也让在位的杀猪匠们有点急迫感，不是不配合吗？老子要另请高明了

所以，武则天设的是四个匦。时至今日，武则天其人是很难研究的。她每做一件事，全被人给弄得稀里糊涂、黑白颠倒，想说清楚，难啊比如她设“四匦”之目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古今外的人全一齐说：“整人”连咱们那些想说点实话的史学工作者们，也被古今外的大史学家们弄得束手无策。流了十身汗水也找不到说实话的证据，证据哪去了？开始就被毁掉了，哪去找所以，我们可怜的要说点实话的史学工作者也只能低声随和了。哎这是史学研究们悲剧啊。然而，悲剧是美丽的。如果《红楼梦》不出现悲剧，不被高鹗们肆无忌惮地篡改、断貂续狗，哪还有数百年红学研究的美好悲剧？传统的力量太强大，几乎扼杀了真谛之美。然而，夭折的美丽孕育了火种，终将死灰复燃，冲破僵硬的历史外壳而泄其被阻遏的力量。武则天的研究也是如此，人们终将会现武则天历史的不朽新价值，这是被历史的沉沙所掩盖的史学的悲剧，终于会被重新搬上舞台，展示出惊心动魄的光彩。

历史的真实是：武则天立“四匦”是为的治理天下，治好天下，是她垂拱年间的一个重要的施政措施。她共立了四个匦，放在朝堂外东面的叫“延恩”匦，是个用人自荐匦，可以写你的自荐材料，包括个人的作品，此所谓“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为求人才，上一年她曾下诏：“凡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唐会要?匦》，卷第956页。]。这次立的“延恩”匦，是个求才的办法，是上年求才措施的继续。

放在朝堂南面的铜匦叫“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这是虚心纳谏，让官民畅所欲言，提供治国的正面建议和反面的教训。

立于西面的叫“伸冤”匦，“有冤抑者投之”，这个铜匦设立和意图明朗，让冤屈的人直接向央申诉，免得州县官、或上下串通搞出冤狱，民不得申。封建社会官场黑暗，蒲松龄有“覆盆之下多觉冤哉”的慨叹。如果武则天是个男人皇帝，敢于让黎民百姓直接到皇帝那里投状，史学家们不知该如何称颂了。

北面的铜匦叫“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祕计者投之”。这个铜匦有点神秘色彩，在当时设此毫不奇怪。大家都有迷信思想，自从武则天作为女人执政后，许多人就用那些玄机的谶兆暗着攻击她。好吧，武则天就立个铜匦，有什么玄机，包括军机玄机，写出来好了。她设这个匦，一方面说明她有点相信，另一方面也有防患未然的设计。她弄个箱子放在那里，有玄机妙道你就写出来放到里面，另在下面神神道道比附着骂人[《资治通鉴》、《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新唐书?则天纪》。]。

铜匦铸好后，她郑重其事，特命正谏大夫、补阙、拾遗官各负责一匦掌管。

就这样，“四匦”的方案设计好了，安装设置好了，也有人专管了。全国的官民人等都要跑到洛阳来，或者自荐、或者谏言、或者伸冤、或者“通玄”，那就有个路费和食宿总是。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武则天不惜代价，规定：凡上京做那四件事的人，沿途都要提供驿马、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伙食，保证他们安全抵达。即使是平民百姓，农夫、樵人，太后也一律接见，来京后安排在国家的客馆里。接见后“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资治通鉴》，卷o，垂拱二年三月。]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这是国封建皇帝制度下的一个宏伟壮举是可以被传为佳话的优美历史宏篇是问：国历史哪个皇帝这么做了？哪朝哪代敢这么做呢？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书上，这“四匦”搞的四项内容通通不见结果。如自荐的内容，是武则天时代一项突破性的改革，受到后代一些历史名人的拍案叫绝（此项内容后将记述），历史书上在当时一字不提。纳谏的内容也是武则天的专长，她虚心纳谏，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她都纳，这方面的内容正史上也一字不提。但是我们能现历史记载的矛盾，如前面的引“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其实说的就是“纳谏”，就是说谁有好的治国办法，武则天认为这办法好，这人有办法，就可以破格任用。“所言”、“称旨”，怎么能说是“告密”呢其他两方面内容记述，也都完全走了模样。

传统史书的作者要改变历史事实有的是办法。他们在记述武则天立“四匦”之后，在武则天诏告国人到京城来，给驿马、食宿、召见的安排前面加上一段话，就完全改变了历史真面目。这段是这样写的：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尃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不得间，皆给驿马供五品食，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资治通鉴》，卷o，垂拱二年三月。]

看啊，就是这么插上一段话，就把前面立“四匦”的内容全部变成了“告密”，而太后为来京师的人皆给驿马，供食宿，亲自召见和破格给官，全成了鼓励告密者，给告密者破格赏官了。

这么写还能给人一个错觉，认为前面立“四匦”的事情已写完了，下面该写鼓励告密了，就把鼓励到京城自荐、提谏、伸冤等给驿马、供食宿、赏官全成了给告密者一种人的鼓励了。

所以，时至今日所有写到立“四匦”的史书，记述的内容全是告密的内容。带有全局性的施政改革方面一点也未见到成效，一下子被告密杀人取代了。

我们没有、也不必要为武则天辩护。作为一个皇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杀人在所难免。由于顽固势力太强大、多数大臣不配合，李氏宗亲不断叛乱，武则天用酷吏惨杀官员，扩大了打击面，也造成了许多冤狱，这些也是历史事实（本问题后将记述）。但是，武则天以酷吏制冤狱与立“四匦”治国，这是两回事。尽管“四匦”进行，人们到央“伸冤”时，自然就会揭，就会有贪官、脏官被惩罚。但这也是施政，也是以“四匦”为工具搞改革的过程必然会有的现象。而却不能用这一个方面取代主要的几个方面，这总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如果再通俗点说，武则天在朝堂四面立了四个箱子，让全国的官民都来向四个箱子里投信件（实际上她坐在朝堂上一一接见，也就不用投了，变成向太后递或讲了），这四个箱子分别是“自荐箱”、“意见箱”、“检举箱”、“通玄箱”，只要来京投信都一律享受同等待遇。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却说武则天只给向“检举箱”投信者以多种待遇，岂不是那么多的事情以一而代？那么多国人纷纷来京，不就变成了一次揭、检举和杀人运动了

武则天是国在史上的唯一女皇帝，尽管在传统史家的UU小说，极不愿意写她是皇帝，只说她是皇后、皇太后，但仍然改变不了她皇帝的身份和史实。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女人当皇帝，这的确太不可思议、太离谱了。所以，武则天做皇帝不仅要克服客观上的重重障碍和阻挠，还要克服她自己的思想负担。甚至可以这么说，她主观上的思想障碍之重，也甚难克服；是阻挠和障碍的客观物，让她克服了主观上的思想障碍，把她推到皇帝位子上的。就如一个人还没准备做英雄模范，大家一次次说他就想当模范，最后他就真的成了英雄或模范。

武则天是哪一天产生了当皇帝的念头的？这问题怕是永远说不清、说不准；而她当皇帝的念头，差不多是反对她的人都教给她的。一个人本来不是贼，大家一次次哄说他是，说不上哪一天他的一气之下做了贼。

武则天二度入宫，投入了争夺后位的残酷斗争，在废立皇后的宫廷论争，本来武则天为保住身家命，背水一战的。而关陇集团为了保住代表士族利益的王皇后，硬说武昭仪若当上皇后，唐朝天下就难保了。唐朝的天下不保，那是谁的天下呢？言外之意就是武家天下了，武家天下不就是说武皇后变成武皇帝吗？实际上这时的武昭仪想的是，做不上皇后就得倒大霉，小命也要丢掉。她哪有想当皇帝的奢望呢？太悬了但她做了皇后，却进入了政坛。

到麟德元年（664年），关陇势力欲利用高宗、武后夫妻间的矛盾废掉皇后，又以道士郭行真出入宫禁挑拨，西台侍郎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不与，请废之。”[《资治通鉴》，卷o，上元二年三月。]其结果出现了“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宫”。即武后垂帘听政、“二圣”临朝，是武后辅佐高宗执政，武则天坐到了皇帝的身后，她仍无亲自做皇帝的想法。武则天垂帘九年，不断向皇帝的位子上接近。

到上元二年（675年），高宗身体状况渐坏，而武后与他共同执政近十年，对武后信赖，欲让武后摄政。书侍郎郝处俊、李义琰坚决反对，理由是“杜祸乱之萌”[《资治通鉴》，卷o，上元二年三月。]。朝大臣再度示高宗，若让皇后摄政，大权将旁落外姓，历史上有吕后之鉴。高宗听后，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从武则天本人考察，仍无要做皇帝的证据。

此后又十年，武则天主国政，高宗名为皇帝，形同虚设。但是她对健康状况日坏的高宗仍体贴关爱，自认为是替高宗处理朝事和国内事，忠于耿耿，尽责尽心，仍没有废皇帝、直接称君之想。

弘道元年（68年），高宗去世，她可以顺理成章登极为君。但是，她仍扶皇太子李显继位，以皇太后辅政。但李显荒唐，因与辅弼大臣裴炎谋，废宗。另立李旦为君后，仍以抚佐幼孤为己任，仍无称帝之想。但因李旦无能，乃“幽之别殿”，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因太后临朝，惹起徐敬业叛乱，裴炎代表朝大臣与叛乱配合，逼迫她交出政权。即使叛乱者以匡复庐陵王为号“讨伐”她，裴炎利用叛乱的声势逼她还政睿宗，但仍无她要称帝的口实，只把她比作吕后等“女祸”。此前，她皆无要亲自为君的语言和行为。

以上是武则天称帝前的主要表现。实质上，自从她当皇后不久，即遇上懦弱的高宗，从辅政、垂帘，共计三十年，她做的是皇帝的事，只是名称上仍是皇后而已。到高宗一死，她废宗、代睿宗，已坐到了皇位上。这三十多年，反对者一直认为她要篡权当皇帝。尤其她连废二帝，才激起了徐敬业大规模起兵“讨伐”她。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自高宗去世后，她已经有了做皇帝的时机、能力、经验和资格。只是因为她仍然在哀念高宗的情感笼罩着，她也知道高宗尸骨未冷就马上称帝，人们会怎么说她。所以，她仅以太后身份临朝，然而如此仍激起朝内朝外一片反对之声，甚至于起兵讨伐之。到了这时，反对者迫得她再无退路，她这时不能不想：辅佐幼子、代表幼子，大家都骂她是吕后，莫如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当个女皇帝，反正是挨骂。所以，她要当皇帝，也是反对她的人教的她、逼得她。

何况，武则天本就有非凡的勇气，有敢于突破陈规的性格，有对唐太宗这位明君几十年的欣羡，有对女人“无才便是德”旧传统挑战的精神。女人怎么样？这几十年来，她击败过成群结队的反对他的男人，她做的就是男人的事、皇帝的事，她自认为她能做好。既然已无退路，就真的做一做，做个前所未有的事。

因此，在未曾宣布亲政为君之前，她已称“朕”，这是天子的自称，天子的专利。在镇压了徐敬业叛乱、杀了佐弼宰相裴炎，召集群臣训话时，她口口声声自称为“朕”。满朝武跪在她的龙座下，她满口称“陛下”。她感到很习惯，就该如此，她向敢于反对的挑战，结果满朝武唯唯而已。那个时候她已自认为是皇帝了，只等宣布罢了。

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有了亲自做皇帝的试探。那年一开春，她在神都洛阳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的三庙，同时提出为她武氏的先人立庙祭祀。显然，立唐室李氏三庙，目的是欲立武氏的先庙。命令有司议论崇武氏先庙的室数，即为武氏建几代几室宗庙。司礼博士周悰已知武则天的真实用心，因为武则天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明显另有用心。于是，奏言为武氏祖宗立七室，而同时减唐皇李家的祖庙为五室。如果按周悰的奏言办了，那武大臣如果都同意，就意味着武氏代李氏，武则天可能在立庙祭祀时就要宣布称帝了。

但春官侍郎周大隐上奏劝止，他说：“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时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资治通鉴》，卷o4，垂拱四年正月甲子。]周大隐所言“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不见其引述为何议何闻，实则武则天正需要有某些特别的“异闻”、“异兆”，供她制造做女皇帝的舆论。

早在一年多前，雍州（陕西秦岭以北、铜山以南地区）有人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随有小道消息：新丰县的山是一夜雷雨后，突然长出个三百尺高的山来，认为这是吉祥的兆头。武则天当时就想用这个“吉兆”造做女皇帝的舆论，因为突然长出山峰的那个县就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汉高祖刘邦为他老子特设的一个县。所以，武则天下令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人士都纷纷表示祝贺。但有个江陵人俞俊却上书说：突然长出山峰不是吉兆，而是凶兆，是地气不和所致，就如人气不和身上长出疣赘那样。之所以出现凶兆，是因为武则天“以女主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并警告她赶紧退位，不然将大祸临头。

武则天本想利用“吉兆”为做女皇帝造舆论，而俞俊竟说这是“凶兆”，让她还政睿宗，老老实实躲到后宫“修德以答天谴”。这反映当时朝廷内外反对力量很强大，她要做女皇帝也非易事。不久，又生了宰相刘祎之的案子，也是因让她退居后宫，还政李旦而起的。

刘祎之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宰相，和裴炎不同。他是常州晋陵（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人，父亲在贞观朝任著作郎、弘馆学士。刘祎之年少时即有学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被时人称为“刘、孟、高、郭”。为高宗、武后用为昭馆学士，再迁左史等职。因朝旧官不为皇后所用，武后以召集著书为名，同与元万顷、高智周、郭正一等被召入禁宫，成为皇后培养的新人，称“北门学士”。后逐步升为朝议大夫、书侍郎兼豫王会司马。因为他的姐姐是宫的女官，武则天派他姐姐去看望荣国夫人，刘祎这也随去偷看，被流放。几年后武则天便把他召还，再升迁为校检书侍郎等职。武后临朝，视之为亲信而重用，一直提拔到宰相的位子[《新唐书》，卷7，《刘祎之传》。]。尤其是裴炎因迫太后归政而被杀，朝大臣不配合太后，武则天更重视“北门学士”出身的高官，以之为亲政枢大臣。

正当武则天准备亲政做女皇帝时，作为心腹大臣的刘祎之也在背后议论武则天，让她归政睿宗。一次，他与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把他的话私告太后，太后很不高兴，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恰在此时，有人向太后说，刘祎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与许敬宗的妾私通等不法等情。太后就派肃州刺使王本立调查刘祎之，当王本立向刘祎之出示太后的敕令时，刘祎之竟傲慢地说：“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敕”王本立见刘祎之用高官压他，拒绝承认武则天的敕令，只好向武皇太后说明。

太后听说勃然大怒，原来自己提拔的刘祎之也如此看不起自己，骨子里也和顽固大臣一样，反对她是女人称制，本来并不想重办刘祎之，只想警告他一下。而她现刘祎这心里是这样，竟拒绝不承认她下的敕令，便把他逮捕入狱。李旦听说了这件事，便向太后求情，为刘祎之申说。武则天更为恼怒，联想到刘祎之曾是李旦的老师，认为他们之间又有别情，乃决心杀死刘祎之，于是下诏刘祎之“赐死于家”。

武则天从这一系列反对她称制的实情看，她南面为君做女皇的阻力甚大，但既已至此，绝不后退。

垂拱四年四月，有个叫唐同泰的人向武则天上表进献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石头，说是从洛水捞上来的。而史书上则认为是武承嗣找一块白石，又把紫石砸成粉末，搅拌上药物，填在白石里，再刻上字，让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献给武则天的。史书的言外之意又是武则天指使他们搞的，是为做女皇造舆论，这也是有可有的。看那块石头制作多复杂啊，而且八个字明显说是女皇帝降临人间了，其帝业会永久昌盛的。

武则天获得了这块上天让她做女皇帝的瑞石，开始大做章了。（百官也纷纷上表祝贺[见《全唐》崔融、李峤等贺表，卷8、4等。]）

先，她亲自命其名为“宝图”。何意呢？原来《周易?系辞》上有句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是古代黄河里曾现图符，洛水里曾现过书（后人对此的解释多种多样），“河出图”、“洛出书”是上天授意于人间的真命天子，这个天子临朝，必然会德高功盛，国泰民安的。现在，研究者还称之为“河洛化”，认为是国远古的神必化，正用力研究呢。看来，想出这个主意来，颇有点深意。

接着，她下诏书要亲拜洛水，去接受上天的授图；并去南郊祭祀昊天，表示对上天的感谢。

为此，她命令各州的都督、刺史、宗室、外戚在拜洛水受图大典之前的十天，都要赶往神都，准备参加大典。

这又是一次盛大的庆典活动。到大典举行那一天，她亲率朝百官和京外奔赴京师各类官宦人等，到洛水举行拜洛受图大典，典毕又去南郊祀天，祭罢天又御临明堂，和百官群臣相见。

在一系列大型活动之后，群臣为武则天加了个“圣母神皇”的封号。这个封号实际上已经是皇帝，是女皇帝。

因此，武则天又大赦天下。又下诏把“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把洛水命名为永昌洛水，又封落sen为显圣侯。禁止在洛水打渔、垂钓，四时祭洛水。“宝图”出处称“圣图泉”，把出图那个县改名永昌县。接着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王”，拜嵩山神为太师，加拜神岳大都督。同样，禁止在嵩山放牧、砍柴、采集野菜等。还把先现瑞石的汜水，改为广武[《资治通鉴》，卷o4，垂拱四年四月到七月。]。

总之，武则天拿一块石头如此大张旗鼓，其目的只有一个，为做女皇帝大造舆论。她要用这一系列行动，测验一下天下人对她当皇帝的态度，让天下人知道，她武则天就要做女皇帝的态度，让天下人知道，她武则天就要做女皇了，这个女皇是上天封授的，反对也没有用。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政权争夺斗争是十分残酷的，这是武则天也深刻知晓的。以前她没想取得皇权，各种旧势力尚且不断反对她、警告她、排斥她，已经生了不少流血斗争。如今她明显要称皇帝了，要改朝换代了，各种反对力量一定公反抗她的，她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宗室诸王大规模叛乱前，已有了反对武则天进行武装叛乱的迹象。如垂拱三年九月，虢（gu，音国）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人杨初成诈称郎将，又诈称奉皇帝命令（即受庐陵王李显旨命），在虢州州城里募集军队，要到房州去所庐陵王接来，让他复辟帝位。结果杨初成被逮捕，处以死刑。但是，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和背景如何，因史料不详，难以估计。

事过不久，就是唐同泰献“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瑞石的同时，太子通事舍人（太子的东宫属官）郝象贤的家奴状告他谋反，郝像贤是郝处俊的孙子。郝处俊是高宗时的书侍郎，在高宗欲让武后摄政时，以“杜祸乱”为由警告高宗，使武则天未得摄政，从而挑起朝臣反对武则天的政治风浪。郝处俊死后，官修史书对他极为称颂。武则天闻郝处俊的孙子谋反，命周兴审理此案。图谋反罪乃封建社会的极端罪行，郝处俊又曾极力反对过武则天。因此，周兴把郝象贤谋反定为灭族之罪。郝象贤的家人到朝堂找监察御史任玄殖鸣冤，因郝家贤不只是本人为太子*属官，而且郝氏家族宗亲在朝作高官者有之，“故江淮间有语曰贵如郝许”（许圉师为郝处俊舅，同为朝高官）[《新唐书》卷5，《郝处俊传》。]，故监察御史为郝象贤解脱，向武则天奏称“郝象贤无反状”。武则天免了任玄殖的官，维持灭族原判。郝象贤被处决前，大骂武则天，把人们咒骂、诬蔑武则天的那些事全部翻出来痛骂不止。还夺过围观者手的木棍痛打刑官，直到金吾卫士把他团团围住乱刀砍死才不骂。到底郝象贤家人告其谋反是否有状，但这个人对武则天怀有巨大的仇恨和不满她的临朝，是明摆着的。武则天听说其临刑痛骂，大为恼火，命令支解其尸，挖开他的祖坟，毁棺焚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