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虚道德天尊 第四百三十七章.勿看

第四百三十七章.勿看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五日，太子李显即皇帝位，标志着一代女皇的政治生命结束。(顶点小说手打小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驾崩上阳宫，女皇的人生生命也最后结束，死时八十二岁。

女皇自退位至去世其有二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在这一段时间里，除掉一个极为简单的《遗制》之外，史书上再也不见她的任何记载。她的《遗制》是：“袝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其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原制已失，此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纪》。]

制书说明，一代女皇临终还自我承认是李家媳妇，去掉自己的皇帝号，称高宗皇帝的皇后，永久地陪伴着丈夫李治。自己称皇后了，那么，生前在后宫争斗过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她的姐妹了，死后愿她们不记前仇，好在地下见面。拼命反对她的褚遂良等人及其家属也一并解放，也愿他们能不记生前之仇。女皇逝世前特留这遗嘱，更怕因反对过自己而获罪，其家属后代不再因她受累，一切生前的恩怨解除，她的灵魂便可以自由了。

从这份遗嘱可以看出，女皇死的很安详，是安安详详地合上眼睛的。

根据她的遗制，中宗李显尊她为“大唐则天大圣皇后”，决定母后合葬乾陵。但当时有人反对，有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表面他是说，开乾陵合葬，怕惊动了高宗，不如“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另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但经一番议论，中宗仍令：“准遗诏从葬之。”[详见《唐会要?陵议》，卷第396—397页。]就是说仍按“遗诏”合葬于乾陵。当时的中宗和朝臣表示承认她是大唐的皇后，没有承认她是已经亡国的“大周皇帝”。而严善思等人，怕是连大唐皇后也不想承认，不想让她合葬于高宗的乾陵中，让她“别起一陵”。这些人怎么想？说她是被革了命的“大周皇帝”呢，还是被开除的李家媳妇呢？

然而，中宗皇帝还一切遵从《遗诏》，让他的父母亲合葬一起。翌年五月二十八日，武则天袝葬乾陵，长随高宗于冥宫。

中国帝后陵寝向无立碑之例，而中宗死后，乾陵的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破例树有一座高大的石碑，碑文开头即称“述圣记”，应是帝陵空前绝后者，为武则天所制，嗣皇帝李显所书[赵文润等：《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第187—195页。]。武则天死后袝葬乾陵，于此碑的司马道东侧对面也树立了一座高大的石碑，碑上并无一字，人称无字碑，这座无字碑是李显极其臣子们为武则天而立。

乾陵为天皇立了碑，这是不为习俗传统所羁的武则天的创造。但是，既使创造，这座碑的碑文也仅称《述圣记》，而不称碑和碑文。一定是当年武则天居然打破传统为大夫立了碑，但碑文却不知如何写法。皇帝一生事业广大、功德浩荡，仅用一碑难能述及，故称《述圣记》而不称碑。所以，当后来的唐明皇在开元二年（714年），提出为其生母昭成皇后在洛阳的靖陵立碑时，中书侍郎苏颋阻止说：“帝王及后，礼无神道碑。近则天皇后崇尚家代，犹不敢称碑，刻为述圣记。……若靖陵独走，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建。”唐明皇闻奏，才没有建碑[《唐会要?诸陵杂录》，卷第418—419页。]。

武则天尚“不敢称碑”，所以一般人认为，帝王的事业太大，一座石碑，一幅碑文实难说全，即所谓“浩浩荡荡，民莫能名”，为臣为子，哪敢随便为皇帝立碑。

乾陵既有武则天为高宗立了一座碑，高武则天袝葬后也就为她再立一碑而作对称。既立了碑也可以再写个《述圣记》之类。然而，对于李显来说，武则天既是母后，又是皇帝；对于大臣来说，她既是皇帝，又是皇后。更为尴尬的是，她是被大臣们推翻的皇帝，也是被李显取代的皇帝。所以，即使写个《述圣记》什么的，又该如何写法？既不易述也不易论，还是留着后人评说罢。

武则天的碑文不好写还不是一般帝王事业广大“民英能名”的问题，而连她的身份都“莫能名”，遑论对她的评说了。就连她自己的子孙们也“莫能名”，遑论后人了。

如前所述，李显即位五年被韦氏毒死，韦后欲专权十余日即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手所灭，由相王李旦继位，新皇帝称睿宗。睿宗执政期间把“则天大圣皇后”改称“天后”，“天后”是与“天皇”相并的称号，显然要比“皇后”尊贵，有点皇帝的味道，这可能是太平公主的意思。延和元年（712年）八月，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在传位前一个多月时，又改“大圣天后”为“天后圣帝”，[《旧唐书?睿宗纪》延和元年乙卯（六月十七日）。新唐书相同。]这个名号是“后”，又是“帝”，按语法习惯前面是后面的定语，那么这个尊号就是“帝”，那么武则天又被尊为皇帝。但唐明皇称帝后没几天，又把“圣帝”改为“圣后”[《资治通鉴》，则称“圣帝天后”。见卷210，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壬寅。]。此时，太平公主与明皇竞争，去“圣帝”免对她有鼓励作用。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又改回“天后”，连“圣”字也被取消，此时太平公主被赐死，睿宗李旦也死亡。再到天宝八年（749年），李隆基追尊为“则天顺圣皇后”，遂成定称。

武则天在天宝前，尊号屡改，因为她的子女还在，被史家戏称“后则天时期”，影响直接，由于子女对她的态度不同，才出现了上述尊号屡改的情况。而自唐明皇以后，男系皇帝的位置确立，他就完全按“女姓——皇后”的序列改定，不再有“天圣”、“圣帝”的称谓，更完全没有了大周女皇帝的认可，即只承认她是李家的媳妇，不承她曾经是大周女皇。那么，对她曾称帝的一段，只能认为是受先帝顾命，从权暂时称制，从权暂时保护李唐的神器。或说代管天子的神器宝鼎，无权称制，等到李唐的接替人到来，再物归原主。因此，那二十多年，武则天仍然是李家的媳妇，不是皇帝。

唐明皇为武则天定位后，史臣们便按照皇帝为她的定位，在大唐正史里为她特立“本纪”。她的“本纪”不是皇帝本纪，而是《则天皇后本纪》（《旧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新唐》）。这表示，武则天必须回归男性父权社会才能被承认，被承认是男性皇帝的皇后。女性都要附著在男人身上，女皇帝的地位和称号根本是没有的，要被承认，就只能是皇后。不然，就是怪物。按照史臣们的设想，幸好武则天临终前自己去掉了帝号、自认是李家的媳妇，史书上才给她个皇后的位置。不然，就把她放到如骆宾王说的“窥窥神器”的“贼后”的行列里。

然而，虽然唐明皇把她规定在“顺圣皇后”的行列里，史臣们也把她列入皇后身分的正史中。可她在历史上毕竟真的做了十五年的皇帝、称制也有六年之久，实际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皇帝，还辅佐高宗三十年。根据史学研究的断限，唐朝前期共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年皇帝，除去开始七年的战乱，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共有130年时间。其中五分之二是武则天当政的时间，武则天的生命占去了其中三分之二，这段时间，被后世称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史学研究和新旧史家们又把唐代的强大归功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贞观之治”的好长一段是隋末历史大混乱的恢复时期，武则天之后才是“开元盛世”，就是说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分别代表了唐代前期的恢复、发展和鼎盛三个阶段。如果只承认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把武则天的五分之二的历史割了去，那么“贞观”和“开元”如何能连得起来？

如果说“贞观之治”是建设，“开元盛世”也是建设，而武则天这五分之二的时间是破坏，“贞观之治”早被武则天破坏净尽，何有“开元盛世”的存在？实质上唐明和那些史官们仅仅是不让武则天说自己是皇帝，她自己明明白白做了那么多年的皇帝，为死后能得到后代子录的承认，能得到所谓的“血食”，即在宗庙、陵堂里有牌位，受到祭祀，才不得不只承认是李家的媳妇、是高宗的皇后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那句老话：皇帝的位子不许有女人，或说女人不许做皇帝。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规矩，儒家传统的规定，男权社会的章程。

我们说武则天是个非凡的女政治家，就是因为她以一个绝对不允许做皇帝的女人，真的就做了那么多年的皇帝，不管史臣们承认与否，也不管武则天本人临终前为了死后的“血食”配祭，而去掉了自己的帝号。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极度的男权社会里，一个女人要同皇帝的头衔联系在一起，要面对多么巨大的困难，要冲破多大的观念上的障碍，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要有多么非凡的毅力和政治才干。武则天经历数十年的艰难和曲折，她面对整个男权社会压力、满朝文武的男人，有多少次死亡和打击，他稍不慎就会变成牺牲品。但她终于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凭着自己的百折不挠的毅力，让男权社会向她低头，让男权社会为她付出代价。终于抢夺了男权社会的驾驶楼，使历史的列车脱离轨道，扭到她的轨道之中，向历史宣布，女人也能做皇帝，而且能做一个好皇帝。

武则天是一个有作为的女皇，对唐代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出现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

她重视农业生产，关心民生。她尽量减轻赋税和徭役，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免除全国一年的赋税、洛州免征两年。为应付边疆的战争，推行军屯制度，几年积蓄的军粮，可供十年需。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全国户口迅速增加，由贞观晚年的二百八十多万户，增长到女皇晚期的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达到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资治通鉴》，卷208，神龙元年。]。

女皇执政期间，使唐代疆域达到顶端，军事上的成就远超贞观时期，基本解决四境的争端。使西域和西南部许多少数民族区域纳入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使中原和边陲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她代表新兴的中小庶族地主势力，打击腐朽的士族势力，进一步破坏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保证。

她推行不拘一格的用人路线，用人唯才，打破贵族门户特权。她的自荐制度很有特色，她任官不嫌出身低微，即使农夫走卒，凡有长处者自荐选拔，破格任官。她能及时严格考查属官，有能力和功绩才破格升职，不称职或贪侵者随时黜免，从而弥补了选官过滥的缺失。

她使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得以制度化，贞观年间共举进士二百零五人，武则天举有千余人。她首创殿试，由天子面选人才；并首开“南选”，使南方边远地区的人才得到任用。她还首行官员试用制度，保证官员的数量和质量。

她有政治负度，乐意接见和平民百姓，从谏如流，鼓励当面劝谏的批评。然而对“牝鸡司晨”之类伤害妇女的恶意攻击，也在行动上严厉回击，从而提高了妇女地位。

她是具有创新思想的皇帝。她的许多创制打破陈规，影响千年。她是唯一突破陈腐礼制，呼唤妇女解放的皇帝，在数千年男权传统社会中，她的呼唤彻云霄，影响极大。

她在文化上建树突出，她主持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农书《兆人本业记》和国家药典、大百科全书。她主持编写的书籍数量很大，如有《古今内范》一百卷、《玄览》一百卷、《内范要略》十卷、《乐书要录》十卷、《百僚新诫》五卷、《巨轨》两卷、《垂拱格》四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她个人文集一百二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烈女传》各二十卷。她首倡进士科考诗文，影响了唐朝诗文的发展。她喜爱书法艺术，曾求得宰相王方庆祖传书法撰法十卷，召集天下书画家整理内库书画，她的飞白、行书皆工、很有特色。她撰写的《升仙太子碑》，碑文行草相间，额为飞白，迄今仍立于偃师县缑山，别树一帜[赵文润等编：《武则天与偃师》，240—247页，历史教学社，1997年。]。由于女皇的影响，使唐代书法家辈出。

人物和事物的矛盾统一规律决定了武则天的负面也很突出。她推翻传统，做了传统不许女人做的唯一女皇，传统思想的大批官员拼命反对。为反击扼杀、维护女皇地位，地位用酷吏，虽收到回击的效果，但也滥害无辜，骇人听闻。她晚年为保护近幸，曾徇情枉法，不听忠谏，我行我素。晚年大搞宗教迷信，树立个人，建明堂、天枢、九鼎、佛家、封禅，糜费资财、伤在社会。

总体上说，她是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好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

魏晋以来，中国政治形成了极为突出的恶劣风气，即士族门阀制度。国家政柄被豪强地主控制，世家大族成为中央政权的靠山，宦吏铨选、地位高下，全凭门第。世家大族，凭借门第青云直上，可位列公侯；一般士子、商人被称为寒门庶族，无论才德如何，也难得重用，即使进入政界，不过以小吏混迹，极难升迁。即使偶以军功得到显位，也仍被轻视，或置诸冷薯，或被挤推台下。

武士彟出身寒门农商，曾以军功获将军高位，但是在唐初政界却无地位，危危岌岌。他就是本书传主武则天的父亲。

武氏原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文水地处晋中吕梁山的东坡谷野间，文水从吕梁山流出，汇入山西的主动脉汾水。这里山平水静，土地、木植、矿藏资源都很丰富，是《人说山西好地方》那首优美歌曲创作的原材地。文水毗领是交域、太谷、祁县、平遥，我国历史上著名商业集团“晋商”，也是凭借这块土地而发达，代代不息，名扬海内外。

这方水土给了“晋商”的睿智和资源，也给了武士彟的聪明和发迹的条件。

武氏一族祖辈一直靠这方原野养育，到父辈又增加了小本生意经营。武士彟是老三，大哥士稜一直种地，二哥士逸是隋朝军队中的一个士兵。老三有老三的好处，父亲和兄长创家立业，他为子为弟便获得爱护，并有了读书的机会。据史书介绍，武士彟在私塾读书时间不长，但他却极爱读书，后来他曾向李渊奉献自己写的《兵法曲要》30卷，是他钻研《孙子兵法》，结合当时的兵事写成，说明他读书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旧唐书》，卷58，《新唐书》，卷206，《武士彟传》。]

武士彟既爱读书，又研究兵书，养成性格沉毅、坚定、善谋，又好结交。

隋文帝晚年渐趋骄奢，大兴土木。皇帝如此，官傣僚地主更以求田问宅为急务。文水周围山峦谷地木材资源丰富，成年后的武士彟见此机会，便伙同友人做起了木材生意。由于他勤苦经营，不久成为百里内的知名富户。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帝的堂弟，燧宁公杨达受诏与宰相杨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武士彟探知消息，准备了一份厚礼见到了杨达，通过杨达做成了一笔木材大生意，并允他长期供应营建洛阳的木材等物资。这不仅让武士彟的财富横生，尤其使他由一般商人身份混迹于高官之中，有了飞腾的机会。

此时，他结识了唐国公李渊，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大机遇。

他是在杨达的府邸中见到李渊的。见面后双方留下的印象都很好。武士彟眼中的李渊是虎姿龙晴，相貌威猛，有帝王之表；在李渊的目睹下武士彟是一个谦谦士子，儒容雅姿，貌优于一般官吏。两人的容貌一定都是很好的，但更主要的因素是他们双方都有利用对方的企图。李渊明知这位出入杨府的大商人有的是钱财和人际关系，自己要立非常之业可借助其财力、人力。而武士彟不想永做平民商人，要进入仕途，李渊是个很好的借助之阶。因为武士彟也知李渊出身关陇世家豪族，祖上为北周八柱国之一，封为唐国公。隋朝建立，李渊又与隋室有了密切关系，他的生母与文帝的独孤后是同胞姐妹，文帝非常喜爱这个仪表不凡的姨甥，自幼养在宫中。成*人后受封谯、陇刺史。炀帝登基后，再封殿前少监、卫尉少卿。炀帝征辽，命李渊督运粮草，十分依重于他。礼部尚书杨玄感密谋起兵反隋，被李渊发现后向炀帝告密，再度立功。炀帝便派李渊镇守弘仕郡（治所在今甘肃合水），并令关右（即关西，函谷关以西地区）谷部军队都听李渊指挥。

李渊率兵去关西，途经太原地区，就屈尊到武士彟家里住了一宿，武士彟有此奇遇，自然百般迎合，李渊十分开心，表示交下了武士彟这个朋友[《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76-277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版。]。

然而，炀帝的穷凶极恶，使大臣和地方离心离德，许多劝谏的大臣被一一杀死，使炀帝更加猜忌，弄得人人自危。一天，炀帝忽召李渊来见，李渊装病多日不敢成行。炀帝问李渊的外甥女、妃子王氏：“你舅父为何还不来？”王妃回答：“舅父生病不能骑马。”炀帝冷冷地说：“该不是死了吧”

李渊闻讯十分害怕，他深知炀帝的癖好，便寻找许多好鹰、好犬和骏马进献，便立即受到炀帝的好评。大业十一年（615年）四月，炀帝巡游山西，驻驾汾阳宫，便提升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此时，河津地区发生毋端儿农民起义，炀帝令李渊前往镇压。李渊残酷镇压了这股农民起义军，他一个人就开弓射杀七十多人，还把尸体堆成“京观”，供人参观，以炫耀功劳，随后又打败降州（今山西闻喜东北）柴保昌义军，受降数万人。炀帝果然下旨嘉奖，提升他为右骁卫军、太原道安抚大使、太原留守。

其时，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各地军阀自立旗号，纷纷起兵叛隋，农民起义军更如燎原之火，处处燃烧。武士彟看到隋朝气数已尽，便找到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劝他起兵，并送给他自己写的《兵书典要》，为之谋画。李渊收下了他的兵书，但却向武士彟说：“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可。”[《旧唐书》，卷58，《武士彟传》。]意思是说，兵书是禁品，说这话要谨慎，如果有我做皇帝的那一天，当同享富贵。事后用他做个“行军司铠”（管理军装的小军职）。

其实，李渊久有起兵反隋之心。早在大业九年，李渊为征辽军督运军粮，路过河北涿州时就曾与宇文士及“夜中密论起兵时事”。同年，杨玄感反隋，李渊向炀帝告密，好友窦抚说：“杨玄感算个啥啊，他不过为你开个头罢了你的名字早已写在图箓上了（即天子图箓，迷信的天命说），这是上天安排的啊”李渊假装严肃地回答：“可不能随便乱说，祸事大啦”[《旧唐书》，卷61，《窦抚传》。]在河津一带镇压毋端儿起义军时，副帅夏侯端劝他起兵，李渊点头同意，告诉他等待更好的时机。

但是，随军作战的李世民却沉不住气了，他见父亲终日饮酒、聊天，若无其事。便找人疏通晋阳宫副监裴寂，让裴寂劝说李渊起兵。裴寂得了李世民数百万钱，便邀李渊到**喝酒，趁机说：“二郎（指李世民）已决定起兵了，如今天下大乱，如果守小节，城外的义军都能把你杀死；如果举义兵，一事实上可以成功，形势摆在这里，就看您的态度了”[《旧唐书》，卷57，《裴寂传》。]李渊仍然假装不知情，回答说：“啊呀，老2真有这种想法吗？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只能顺从他的意思了”

老谋深算的李渊认为此时起兵仍有困难，晋中的粮秣充足，他早已让武士彟等富商大贾积存下了。但是，兵源却只有数千人，而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是炀帝的亲信，是派来监视李渊的，他们也有权控制军队，要招兵也必须通过他们。

这时，突厥突然进兵马邑，李渊派高君雅领兵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抵抗，因兵力不足被突厥打败。李渊担心炀帝降罪，李世民再次劝父亲起兵，说：“如今主上无道，晋阳城外都是战场，上有严刑，下有盗贼，危亡在即啊，只有举起义旗才能转危为安”[《资治通鉴》，卷183，《高祖纪上》。]李渊仍故意大惊失色的说：“你怎么这么胆大妄为，再胡说我可要拿你问罪了”一边的裴寂笑着向李世民说：“你观察时局这么准确，办事又这么认真，你父亲哪里忍心啊”第二天李世民仍和父亲长谈，劝他快点准备起兵。李渊假装无奈，叹口气说：“我一认想你的话，也有道理。如今破家亡身由你，仁家为国也由你了”

恰在此时，炀帝下旨饬斥李渊，并派人前来逮捕李渊和王仁恭，而率兵作战失败的高君雅却未受责怪。世民、裴寂等打算当即起事，李渊认为，炀帝此时还不致于杀他，即使起事兵力不足一样会战败被杀，于是使随使者前往杨州，被关进了监狱。炀帝确无杀他之意，虽关监狱，并不问罪，行同儿戏。李世民和裴寂前往杨州探望，他们在狱中商定起兵计划。

没几天，炀帝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官复原职。李渊出狱后向李世民等人说：“炀帝不杀我，是上天给咱们机会啊，可不能违背天意”于是，以李渊为首，组成了起兵集团，包括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等人。他们返回山西，踏踏实实的准备起兵了。

回晋后李渊让刘文静伪造敕书，说炀帝要征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20岁至50岁的百姓，一个不许留，全数玄涿州集中，去进攻高句丽。伪敕书下达后，四郡百姓一下子乱了营，反抗隋朝的火焰被点燃起来。

李渊正寻找借口招兵，正好鹰杨府校尉刘武周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起兵，占据了汾阳恭。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公开招兵买马，王威、高君雅只好听之任之。李渊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别去各地招兵，不到十天就招了一万多人，集中在兴国寺训练。并派人去河东让儿子建成和元吉、去长安让女婿柴绍迅速赶赴太原。

李渊又要进一步剥夺王威和高君雅的兵权，让王威任太原郡丞，不必再管军务；让高君雅任高阳守备，负责该城的巡城和守城器械。

李渊的行动很快引起了王威和高君雅的怀疑，尤其是炀帝的征兵敕书，未经与他们参阅就迅速发布，引起社会大乱。如今又剥夺了他们的军权，大量招兵训练，却不见前往汾阳宫进攻刘武周。况且，李渊排斥了他们，所用之人除了自己的儿子，便是亲戚、死士。刘弘基原是右勋侍之官，为了逃避去高丽服兵役，私自脱离职守，做了偷马贼，后来被李渊父子网罗到太原，成为左膀右臂。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岳父长孙晟的族弟，原职为右勋卫，同刘弘基一起脱离职守，一起前往太原辅佐李渊父子。刘文静是晋阳县令，因与李密联姻，李密成了瓦岗军领袖，刘文静被夺职下狱，而李渊升往太原留守后，竟把刘文静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还受到重用。

李渊父子的反叛昭然若揭，但自己的兵权被解，不敢质问李渊，王威见武士彟仅为了一个司铠小军职，又见他一副老实相，憨态可掬，便直入行军司铠帐中，直接向武士彟提问：“唐公所募兵队，尽付刘弘基、长孙顺德等统管，我与公等针插不进，是何道理？”

其实，武士彟早被李渊此为心腹，他愿意抱朴守拙，作为李渊盯住王威等人的内应。见到王威来访，他爽朗回答：“我的才识微薄，又有专之职，不是带兵打仗的材料，没想过统领新兵的事啊”

王威见他如此迟钝，只配做个土财主，便明确地开导他：“当今突厥猖狂，寇警紧急，唐公此举暖昧，恐非朝廷之福。我等叨食隋禄，尽忠朝廷才是首要之责，岂可对此袖手不问，公以为如何啊？”

武士彟直如全不知就里，直白回答：“兵员新募，只有训练好才能与突厥打仗，平息叛匪，唐公是皇上的亲戚，他受命招兵，尽以守土之责，哪里有暖昧之情啊，将军放心就是。”

王威依然认为武士彟未开窍，进一步启发他：“训练军队是正是，但唐公为什么偏让刘弘基、长孙顺德统带啊？他俩可都是皇帝的逃犯呀我想把他俩抓起来问罪，他们犯的可是死罪啊”

武士彟假装害怕，沉吟半晌，小声向王威说：“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啊，将军三思：唐公兵权在握，公等如果抓他的大将治罪，必然引起将帅失和，那才真正堪忧啊刘弘基、长孙顺德曾为皇上身边侍卫，如今用人之意，唐公起用二人，也是为皇帝效力，未尝不可吧”

武士彟的回答似乎都满有道理，尤其“引起将帅失和”几个字，陡令王威心惊。是啊，如果行动起来，李渊翻了脸，掉脑袋的首先是自己。于是，王威假意听从武士彟的劝告，不再重提此事。

随后，太原留守司兵田德平也找到武士彟，认为唐公李渊的行动可疑，打算催令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招兵等事。武士彟则神秘的向田德平耳语：“如今兵权已为唐公掌握，王威、高君雅无权，只能是依附唐公，又能有何作为啊”言外之意你田德平也无兵权和军队，又能有何作为呢。田德平不是白痴，也只好不再说话。

武士彟把王威、田德平等情告知李渊，让李渊防备着他们，并寻机除掉他们，以解心腹之患。李渊等见起兵事机成熟，便不再犹豫。大业十三年五月，太原周围久旱不雨，李渊决定在晋王祠祈雨，发动兵变，起兵反隋。据史料记载，是王威、高君雅等不死心，请李渊等在晋王祠祈雨，伏兵杀死李渊。或许双方都想利用这次机会制住对方吧，反正受制的是王威、高君雅，李渊确是在太原晋王祠起兵的。

起兵那天，李渊让李世民率5000军队埋伏在晋阳宫城街巷之中，由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领兵伏于晋王祠后。一切准备好后，李渊稳坐在厅堂上与王威、高君雅闲聊。一会儿，刘文静领着鹰扬府司马刘政会进入庭院，说有密状告发谋反大事。李渊手指王威和高君雅，让刘政会把密状交给他俩看，刘政会说：“密状只能给唐公看，告的是副留守。”李渊假装无奈，接过了密状，看后又惊讶地说：“哪有这等事，王威、高君雅偷领突厥入侵”他似乎在怀疑地自言自语，而当时一说“有密状”，室内便鸦雀无声，李渊的声音不高，但大家又全能听到，眼光一下子集中于王威和高君雅。

王威、高君雅霍地站了起来，高君雅甩着袖子大喊：“这是造反的人要杀我们啊”说时迟，那时快，刘弘基、长孙顺德突然从帐后冲出，高喊：“拿叛贼”众武士一下子围住了高、王二人，迅速制住逮捕起来。

第三天，突厥数万人进攻太原，李渊说这就是王威等人的奸谋，幸好提前有准备。就下令把王威、高君雅杀死[《旧唐书》，卷58，《刘政会传》。]，宣布被逼举兵。

李渊太原起兵后，向长安进发，武士彟追随其后，忠心为之效力。公元617年末唐军攻破长安。次年四月，宇文化及在扬州缢死隋炀帝，隋朝灭亡。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于长安太极殿（即隋大兴殿）下诏书敕封14人为开国元勋，武士彟为14元勋之一，授光禄大夫，加封太原郡公。嗣后又封为工部尚书，加封应国公。还让他担任长安城的城防将军——并钺将军等重要职务。以后又曾外放为扬州大都督长史、四川州都督。

武士彟由一个木材商人一跃成为唐初的高官，尤其是大都督、大都长史等官，确为唐朝的高官大员，唐朝名将李靖、李孝恭、王君廓及唐高祖的子侄王爷才有资格任大都督。然而，武士彟虽然摄北要职，因自己出身寒门，既无卓越的战功，又无满腹才学，尤其没有门第依凭。所以，他为官一直如履薄冰，甚至一直很自卑。每次受封，皆多次辞受，如封他光禄大夫时，他就“固辞不受，前后三让”。他做官非常勤奋，忠于职守，埋头苦干。他在长安住并钺将军时，对军职不够熟悉，生怕出漏子，日夜操劳，顾不得返家探亲。他的一个儿子病死，妻子病死，他都没有回家。李渊闻知后大受感动，曾下诏表奖他，说他“忠节有余”，“遣身殉国，举无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