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
“诸位,一五计划已多次讨论,数易其稿,反复参详,各部门、各阁员也提了很多意见。i”秦时竹看了看众人,“这项计划关系到国家未来长治久安的基础,今天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对此进行再次讨论,然后决定是否采纳,考虑到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正式会议开始前先请皙子先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也算是我三个月的国情咨文。”
杨度清清嗓子就念了起来。
“国际方面,最重要的局势变化就是巴黎和会结束与《凡尔赛条约》签署,英法美三国除山东问题支持我国立场外,其余关于租界地位、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等诸多内容均借口不属于和会内容而予以拒绝,从目前国内舆论来看,绝大多数媒体都认为英法蛮横无理,只凭强权说话,完全背离了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精神,因此,国内舆论反弹强烈……”
秦时竹插话道:“对巴黎和会,我本人一贯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当时只派了顾次长去法国,没让唐总理成行。对英法这些帝国主义,我认识得再清楚不过了,都是只能拳头不认理的国家,一丁点儿幻想都不能有,山东问题之所以他们拒绝日本,绝不是什么别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狠狠教训了日本,这充分说明,国家地位不是谈出来、祈求出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的,要想避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唯一的途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杨度继续说道:“……从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其他都不错,唯独经济情况非常不理想,与国际市场各类货物价格大幅度下跌、商品滞销的情况相类似,国内也出现了同样的苗头,虽然程度还不算很严重,但异常值得警惕。i日本几个月前出现了“米骚动”,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到现在还未平息下去,我们目前虽然社会秩序良好,但不代表将来也安如磐石。如果经济恶化,市场萧条、工厂关闭、民众事业,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在所难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战结束以后,列强必然重新把目光转向远东,中国首当其冲,为什么他们不同意在租界、关税主权、领事裁判权等问题让步,恰恰是因为他们希望凭借这种特权来重新占领我们的市场,输出经济危机,是故不得不提早应对……”
秦时竹补充道:“我说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我看过财政部最新提交来的报告,谓今年整体进口比去年增加一倍,下半年增速半年,虽然出口也在快速增加,但顺差急剧减少,这种外贸形势的逆转,既有经济气候变化的原因,更有国际政策变化的原因。原本因为欧战供应迫切,英法等对我国产品采取低关税甚至零关税政策,现在大战一结束,立刻翻脸,不但大幅度提高关税,而且还有采购商赖账,原来最赚钱的棉纱、布匹、面粉、钨、锑、钢材等物资全面滞销,而大量廉价的进口货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市面已有个别企业因为投产太晚、设备购置成本太高而陷入困境,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众人都是静静地听着,秦时竹说的,当然都是事实,这些阁员也能够切实感受得到。不过,虽然感受一样,但经济管控的理念却是大相迳庭。按唐绍仪等人的思路,供应必然要和需求相匹配,现在战争景气消失,需求减弱,生产必然过剩,在这个时候,市场就会自动发挥作用,淘汰那些质次价高、效率低下的企业,保留下来的才是适应市场需要的精华。i政府的作用不是去扶植必然要倒闭的企业,而是想办法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避免恶性竞争。
而按照秦时竹的思路,既然需求不足、供应过剩,那就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维持稳定。这样一来,两人的思路截然不同,一个是“自由主义”,强调自生自灭,一个是“计划主义”,强调政府管控。虽然这只是经济政策的分歧,但由此连带引发的内阁成员的意见分歧也开始出现,很多人私下评论说这是“府院之争”。不管表面怎么说,很多阁员对唐绍仪还是持赞同态度的,毕竟政府不是慈善家,没必要也不可能救活每一家企业。
但具体到外面,却又有一番光景。消息传出后,除了国社党对唐绍仪的理论表示谨慎支持外,进步党和国民党党团却旗帜鲜明地支持秦时竹。道理当然是明摆着的,进步党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工商资本家,名下都有大大小小的产业,如果政府能出面稳定经济,保障需求,自然是最好不过,而国民党的议员,工商阶层的不必说,很有一部分自命为劳工代表,倘若经济萧条、工厂关门,那厂里工人岂不是全体要失业?于公于私,都要起来呼吁。
因此,就形成了异常迥异的情况,外面是支持秦时竹的多,但国务院各阁员反而是支持唐绍仪的为多。唐绍仪当然明白,现在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和政治挂了钩。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只要任何问题与政治挂钩就没法回避,只能勇往直前地走,要么成功,要么被炸个粉碎,绝没有后退、回避的余地。别看国务院持保守立场的阁员较多,很多人也明里暗里赞同自己的观点,但那是因为秦时竹还没有真正要求他们表态,真要是现场表态,能有多少人支持自己就不好说了,这次总统办公会议,未尝没有这种考虑在里面。
况且,就算是支持自己又能如何,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挤破脑袋想当官的人多得是,别看民国官员没有前清时节威风,各类暗地里、灰色的收入也在减少,但明面优厚的俸禄,各类退休保障制度,都让人无比趋之若鹜。再闭塞的人,都知道民国每年的三大考,而9月份的公务员考试,特别是高等文官考试更是重中之重,一个普通官员都牵动社会关注,更迥论内阁成员这种文官最层。他唐绍仪前清做过巡抚,民国做过两次总理,官早已经当够了,别人怎么想可还是未知数呢。更何况这次又不是讨论怎么卖国,而是纠结怎么治国,还是那句话,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只要总统今天露出换人的口风,明天扑过来想当官的就能从总统府一直排到前门大街!
杨度还在阐述总统国情咨文的内容:一战结束以后,国内经济情况开始有了逆转,首先是各国的剩余物资开始涌现,转向远东销售,中国市场尤其是重点。一来中国的关税仍然较低,前清时节定下的关税是5%,民国三年利用废除厘金的契机,政府将其提高到了7.5%,后来又成功利用了一战的形势,迫使各国同意将关税提高到12.5%,但哪怕是12.5%,相对于主要工业国仍然是较低的水平;二来向中国进口变得有利可图,中国经济在大战期间大力发展,国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由于中日战争获得胜利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再加各国,华元币值保持坚挺,在欧美列强币值争相贬低的时候,华元实际汇率升了30-40%左右,进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以钢材价格为例,1919年4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后,到1920年10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已下跌了三分之一,而国际市场的幅度更大,接近40%,再考虑外币的贬值因素,哪怕加12.5%的关税,进口钢材依然比国内要便宜。
其次是市场萎缩、需求降低进一步制约了产品的销售渠道。各国原本在远东的订单差不多排到年底,但战争一结束,形势就逆转了,各国宁可订金不要也不愿再履行合同的,北方战争在签订《鄂木斯克条约》之后也结束了,虽然国防军的订单不见得会取消,但国防军都是短期订单,最多也就维持到当年年底。工商联、全国总商会已做过估计,如果1919年订单指数为100的话,1920年将会是7,而1921年是6
1922年恐怕只有5了……换句话说,如果形势不变,需求将会萎缩4成。
最后是生产规模仍在急剧扩大的现实加剧了矛盾进一步恶化。除北方集团等少数企业在一战爆发前就大规模扩充生产能力外,其他企业都是在战争时期逐步扩大的,191、1919的订单需求更是加剧了这种刺激。仍然以1919年的生产指数为10
1920将会是120,1921会是14
1922才有可能保持下来,换而言之,需求萎缩4成,生产扩大4成,中间不匹配的程度加剧2倍,再考虑进口冲击、出口受阻的情况,只怕恶劣3倍都不止。
中国经济,已经在悬崖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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