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 第180章 倒袁手段

另外一项是关于子女教育：条例明确规定，凡服役满三年，其一名直系子女可免除3年的基础教育费用，今后服役期每延长一年，相应的免除年限也予以延长，当然，可以折半使用（如服役六年，可以免除两个子女的三年费用，也可以免除3个子女的两年费用，具体如何选择由本人申请，一经确定不得更改）；在服役期间负伤的将士，其子女可以永远免除教育费用（一直到不能继续升学为止），若是负伤后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永远免除，还可以在就读期间享受助学金待遇……若是阵亡将士的遗孤，将由政府抚养成人，期间所有费用一概由政府承担首发

本来在制定优抚条例时，蒋方震等军人由于受旧时代思想的束缚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为只发放抚恤金就可以了，后来秦时竹亲自干预，指示制定如此的优厚条件，凡军队高层无不深为感动。

“很好，这个条例基本符合我的要求，可以提交议会表决通过。”秦时竹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制定如此优厚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大帅爱兵如子的最好表现。”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百里兄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这能很好地鼓舞士气，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很有好处。自古以来，中国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地习俗，但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依托是不行的。===我在日本学习时。感受最深地就是他们那种以当兵为荣，为国战而勇的志气……”

“百里的话很有道理。我们建设军队，要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是装备，只有好的装备，才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另一方面要从士兵上下手，没有勇敢作战的士兵。没有大智大勇的将帅，纵然有好的装备，也同样是不能取得胜利地……鸦片战争以前，我们过于迷信人的因素，迷信道德因素，认为只要我不犯人，人就不会来犯我，结果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闷棍；后来又片面迷信船坚炮利，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可以抵御外辱，但没有重视人心。结果到甲午的时候。这么大的北洋舰队被人家一个蕞尔小国打得落花流水……”秦时竹正色道，“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与俄军的交手中获胜，其实就是扣住了这两个方面，既有装备因素，更有将士齐心，三军用命的因素……”

张孝准补充说明道：“各位在外面带兵的将军可能不知道，每次接到你们的战报，得知胜利的喜讯，咱们大帅都是非常高兴，但得知我军的伤亡。又很难过。特别是那些在天寒地冻中因为行军、作战而冻伤、阵亡地将士，更是心如刀绞……可接下来地战斗命令还是不得不执行。”

“所以，我们必须善待将士。古人说得好，君王视臣下为心腹，臣下就愿效死，现在是共和时代了，但这条规律还是不错首发你们当将军的。如果不依靠手下将士拼命，哪里来的功勋？我出台这个政策。就是要在制度上保证军心、士气，提升战斗力，也方便你们带兵。”

众人肃然，齐声回答：“谨遵大帅教诲。”

何峰调侃道：“都说慈不掌兵，咱们大帅是又仁慈，又能掌得兵啊……”随即大笑。

秦时竹狠狠瞪了他一眼，谁要你在这当口开玩笑的？不过脸上还是没有大反应，问道：“老何，人心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装备的事情怎么办？”

众将一听，立即来了兴趣，都眼巴巴地盯着何峰。

何峰不慌不忙地说：“根据预算，所有部队7月前完成换装。”

“等等。”秦时竹摆手道，“七月太缓，六月前全部完成如何？”

“只要资金没问题，生产就没问题。”何峰答应得很爽快。

“资金自然没有问题，政府拨款的500万临时军费已经到位，我同意本年度全部使用。”众人大喜-仿日本92式步兵炮）已经开发成功，可以开始装备部队，替换原有的山炮。此炮重量轻，不到450斤，携带方便，火力猛，射程也较山炮要远。”

按照北疆国防军的惯例，最新装备一般由教导总队试验，然后优先装备战备部队，因此，几个战备部队的长官都是笑逐颜开，预备部队地也是喜形于色，尽管抢不到最新装备，但能够获得战备部队换装下来的山炮，也令人高兴。^^^^别看山炮在北疆成了边缘角色，但在其它派系眼中还是香饽饽呢！

“另外，缴获的俄军装备，除火炮用于日常训练外，拟将其余一律封存，待到紧急关头使用。”事实上，所谓紧急关头使用，只是一个幌子罢了，何峰早就和秦时竹商量过了，这批装备是决计不还俄国了，等一战开始后俄国紧缺军火时，再卖给对方赚大钱。

“这次召集大家开会，还有两个重要的议程，第一是抽调此次参加与俄作战的部分将士作经验报告，到各部队巡回讲演，传授战斗经验，激发士气，各部长官要认真学习，总结经验教训；第二是布置整训任务，由于新编组了部队，人员、驻地等各方面调动都比较大，因此我要求大家尽快将部队整顿完毕，今年七月中旬，也就是换装完毕后，我们要开展合成战术演习。”

“是！”众将齐声答应。

“经验交流、学习由总政治部主管；演习方案由参谋部具体制定，四月底之前务必给我过目。”

“是！”

让袁世凯大失所望、惊恐不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4月2日、3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此时，原本远在日本孙中山已接到黄兴地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地原因，然后本人迅速收拾行装回国。

黄兴消息灵通，已隐约得知了内幕，心情很是沉痛。在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人地强烈要求下（其实他们不要求，秦时竹也会要求程德全等人公开证据）。4月5日，程德全等人将查获地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地也是最确切的证据就是那些往来函电。

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此时人民党的舆论也汇集到了国民党一边，形成了合力），程德全在公布宋案证据地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由，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钓，逮捕洪述祖，追究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

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在他看来，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

收到这样的电报，老袁自然是急得不行。一方面情况对己已是不利，另一方面国会马上就要召开，他生怕即将召开的国会将他从总统的位子上赶下来。*****更怕国会质询赵秉钧，最后供出自己。但他又不敢拖延国会地召开，一旦这样，在法理和政治上只能更加被动。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还是按照先前通告，在北京新落成地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通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出席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衣冠楚楚，但注意力似乎不太集中，仿佛老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10时，当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鳖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致敬的时候，赵秉钧似乎才刚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反应稍微有些大，这样重大的日子，总理居然是这种反应，不得不让人费思量。

原本国会开幕，袁世凯打算亲自前来的，但是由于宋案发生，京城谣言四起，更有激进的代表宣布：“自正式国会召开后，临时政府自然失去效力，若袁世凯前来，不当其为大总统，只视之为普通国民尔，绝不列队欢迎。”为避免这样的难堪，只好派杨士琦代袁出席，并毕恭毕敬地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和杨士琦的卖力表演，增加了不少国民党稳健派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地幻想，至于国会中人民党的议员，则是一副高调，他们所筹划的，是如何尽最大努力控制住两院。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剧烈的抨击。黄兴满怀悲愤，奋笔书写了挽联一副，上联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下联是，你说是秦时竹，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此联一出，立即传遍大街小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刊登。

在秦时竹有条不紊地布置应对方针时，国民党对“宋案”究竟如何处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孙中山从日本返沪地当天晚上，就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陈其美、廖仲恺、居正、戴季陶等一干国民党高层都参与。由于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毫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地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

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袁世凯此人，天性恶民，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地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敌，欲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祟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以其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一句话，袁世凯现已成了反动势力的总代表。”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袁世凯是非去不可，但如何操作呢？在事实上颇有难度。

孙中山继续讲武力倒袁的必要性：“经过宋案，袁世凯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已经可见一斑，狙杀遁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六国借款练兵用于军队，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器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他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虽然愤怒，但还不失冷静，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权为有利，攻势也强。”此言一出，得到了居正、戴季陶等稳健派的。

孙中山不以为然，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无及。”

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情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军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急遽发难，必致大局糜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