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同盟会太天真。他们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这是不切实际的,唐绍仪内阁既有袁派,又有同盟会派,还有人民党和共和党的代表,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整体;第二,同盟会诸公,动辄训人,到处发表不合适的政见,使得他们在议会中也不占优势,反而惹人讨厌,凡是同盟会提出的议题,不仅袁世凯反对,共和党和我们通常也反对,他们的失败自然是情理之中了。”
“袁议长的意见我赞同,但现在同盟会一方面为唐绍仪抱不平,另一方面鼓吹政党内阁,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戏?”
“我觉得还是不行。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但实际上同盟会议员又没有占据议会多数,他们要组阁,必然要吸纳其它党派的议员,所谓清一色的同盟会内阁,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袁本人不会看不懂。他好不容易才挤垮唐内阁,决计不会再弄出一个更难对付的政党内阁来,他已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忍政党内阁的出现;最后,共和党方面对同盟会不满,联络了一大批无党派议员和同盟会当中的不坚定分子,希望能谋取最大利益。同盟会要组织单一的政党内阁。就必须过这一关,依我看,基本过不了。”
对这一分析,大家都持赞同态度,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还是四个字——“静观其变”。
“程德全已基本控制了江苏局势,整个南方局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通过此次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同盟会在江浙一带地势力,特别是驱逐了一向与我们为敌地陈其美。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秦时竹高兴地说,“江浙一带,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特别是上海,举足轻重。北方实业的货物买卖,很大部分都到了这两个地区。而北方实业的税收又是北疆各省的支柱财政来源,控制了这两个地方。就保证了北方实业的市场,也就直接保证了我们的财政。”
“还是咱们巡阅使大人有魄力,说老实话,我早就看陈其美不顺眼了,我们设在上海的人民银行分行,他老是来挑衅,不是要借钱就是要担保,正好除了这厮!”熊希龄提起陈其美也是火冒三丈。
大家笑成一团:“熊主任。没见过你这么生气的。”
“今天巡阅使召集开会。还有几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秘书长左雨农适时地将众人地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话题,“内蒙古方面。贡王有走私军火、私豢武装、额外加租、偷逃税款、草菅人命、勾结外贼、阴谋叛乱……等十条重罪,前日已由夏海强师长就地正法,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喀剌沁王和巴林王,也是差不多的罪名;按照原先地方案,他们的财产一律没收,分做四分,由政府、军队、本旗民众和各旗旗主各得一份,这个需要批准才能实施,若是各位同意,请举手。”
哗啦啦,与会者都把手举了起来,秦时竹很满意:“内蒙至今不稳,各王公无不蠢蠢欲动,不是勾结外蒙叛国集团,就是与日、俄两国眉来眼去,总之十分反对北疆政府;由于罪证确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才当机立断做出决定。同时可以告诉大家,日、俄两国领事已向我提了好几次抗议,公然质问我为何如此处理,我只能以本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惟有应付。”
“复生兄做得好,这两家凭什么来管我们的事情?”禹子谟一脸愤慨。
“话虽如此,但为了避免更多地外交麻烦,同时也为了安抚两国,需要我们做一些让步!关于俄国在洮昂线上的贷款权,日本在四郑线上地贷款权,本来在革命时期已经答应,一直拖延至今,现在拖不下去了,反正早晚要签字,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准备签字。”秦时竹的话说得很轻松,但心态绝不轻松。
会场气氛立马沉闷下去了,虽然早就允诺,但毕竟要损害一定的自身利益,大家谁都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两条路采用新洮路模式,与前段时间达成的修筑同蒲路、张绥路(向英国优先贷款)、新赤线(向法国贷款)、锦承路(向美国贷款)合同不同,日俄两国有权在和平时期运兵。
“复生兄,既然已经应承下来,现在答应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张榕宽慰秦时竹,“再说修这两条路也是造福于民的事情,虽然利权有些损失,但主权毕竟保住了。等我们以后富强了,就可以不用忍受这样的屈辱。”
“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笔帐早晚得算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大家讨论,那就是吏治问题。前清政治,**不堪,在座诸位有不少和我一样,都是从旧官场过来地,个中黑暗,必定耳熟能详,说句老实话,我们自己也干过不少类似勾当,比如打点上官,孝敬地方等,虽说迫不得已,但毕竟心中惭愧。革命后,特别是荫华主持政府机构改革后,裁汰了冗员,减少了弊政,刷新了吏治,整个官场大有起色,我觉得他做地很好。”秦时竹首先将张榕表扬一番,听得他怪不好意思的。
“但是,”秦时竹马上来了个转折,“虽然大有起色,但仍旧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是严重地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是这个制度不够理想,造成了官员容易腐化堕落,如果不根治这个毛病,我想,不用过多少年,又同样会**不堪的。”
“确有一些前清官吏,在革命时伪装老实,骗取信任,现在大局安定,整顿的风声也已过去了。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我有几个不成熟地意见,说出来请诸位斟酌;第一、设立公务员制度,凡在政府中任职地。一律称之为公务员,彼此只有级别、职务的不同,没有身份区别。无论科员也好,各省都督也好。都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不是作威作福的老爷;第二、改革公务员晋升和制度,前清官制,吏与官泾渭分明,小吏永远是小吏,无论有多出色,都不能晋升为官。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今后我们选拔官员,要优先从办事员中选拔。要给予他们晋升的机会;第三、设立公务员招考制度,北疆建设,任重道远,能干事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懂新政,有知识的人就更少了,我提议向全国招揽人才,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为公务员,至于什么条件,大家可以协商,我觉得高小毕业是必要条件,年龄以十八以上三十以下为限。这些新录用的公务员,不能一上来就当官,要先试用一年,老老实实从基层干起,从最普通的办事员干起,如有出色表现,则根据相应条例进行晋升。当然,如果来的是留学生、学有专长者,可以特殊对待,做到人尽其才;第四、设立公务员退休制度,特别要学习西方发放退休金……”
秦时竹地话还没有说完,就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这才是本次会议的重心所在。在他们看来,秦时竹地第一条只相当于称呼改变,是表面上的,顺应的是从**向共和地过渡。但第三条和第四条大家就有疑问了。
“公务员招考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自隋唐以来,就重视科举取士,现在这个招考,原理也是一样的,但几年前我们刚刚废除了科举,您这么再改回来是不是倒退呢?”
“对科举最大地非议是什么?”
“无非是八股迂腐不堪,束缚思想之类……”
“其实科举本来是件好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既公平又公
“那为什么清廷还要废除科举呢?”
秦时竹笑了:“科举不错,错的是科举的内容。儒学本来博大精深,也有众多有益成分,但偏偏来个八股,束缚思想,或词不达意或陈腔滥调,更要命的是,学生学习八股后,不关心社会、国家大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无经世之才,无干事之能力。虽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干事良材,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但更多的还是庸才、蠢才、奴才!所以必须改变考试内容,要以新学、国家大事为主。”
“最好还要增加策论。”有人提出建议。
“对,就是要问如何治国、治民的策论。”秦时竹笑着说,“这样大家不会认为我旧瓶装新酒了吧?”
“那是当然,其实科举也有不少好处,可惜好经让人给念歪了。”中国惯有卖官鬻爵,但无论如何有钱,想买一个举人却是万万办不到的。
“以前任用官员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一上来就授予官职,试想,一个读书人,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书,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多少实际,更谈不上治国本领,骤然取得高位,甚为不利。等今年招考公务员后,必定要先在下面锻炼一番,先从吏做起,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会做官的。”
在公务员招考上也达成了统一意见,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争议最大地第四点上来,听秦时竹详细解释这一方案:
“首先,要改变目前地薪水发放方式,要设立级别和职别的区分,每一个公务员,其个人薪水由级别薪水和职别薪水相加而组成。级别我初步拟定为16级,分别为科员三级,正副所长各一级,正副科长各一级,正副局长各一级,正副县长各一级,正副厅长各一级,民政长一级,各省都督一级,巡阅使一级;晋升可以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为资历,凡每满五年无工作差错,无不良记录,薪水可自动上浮一档,如果某人二十岁出任公务员,五十岁退休,中间没担任过任何官职,其退休时地级别应该是副科长级;其二为职别,比如科员提拔为科长后,其级别要相应上调,这个就不用根据年资排定了。级别上调后,一般不再跟随职别降低而降低,如果某人在级别上是副县长级,但后来因正常原因不再担任副县长,他的级别应该得到保留,没有贪污**、徇私舞弊、工作失职等应该追究责任的行为,级别一般不予降低。”
这比较好理解,级别就相当于清代的品秩,如正二品、从三品之类,职别就相当于官职,如提督、巡抚一类。
“其次,要设立合理的退休年龄,凡正科长及以下公务员,年满50岁退休,县、局一级,5岁退休,厅一级,60岁退休,各省民政长、都督65岁退休,巡阅使应该是由中央规定吧,我想我干到65岁也差不多了。”民国初年,人均寿命不高,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这个退休年龄,大家也觉得可以接受。
“再次,要发放退休薪水。从古至今,官员退居乡间后,除朝廷恩典,其本人是没有俸禄来源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弊端。一个在位官员,由于担心告老还乡以后的生活,会拼命想着捞钱,借口名正言顺,做起来冠冕堂皇。有些人很清高,不肯做此举动,但晚景凄凉,不足为例。我想,如果能在退休后,仍然给他们发放部分薪水,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他们在位期间伸手贪污的**就要降低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