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之一,虽然在历史上不断出现战争,不断出现杀戮,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如此,不同的是这都不是中华人主动的追求。只有在受到外来异民族过度的侵略,或受到贪暴官员过度的迫害时,才会发出壮烈的反击。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气概和高贵的精神价值,在反击中全部显露,也在这种反击中,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
纵观历史,中国象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昂然的仍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国战的结局似乎已经没有悬念,连性质都正在变成中央政权对割据势力的讨伐和征剿,名为中兴、实同再造的新王朝重新屹立,但这是否意味着战乱时代结束后那么蓬勃振作的立即复兴呢?
在某些的史学家看来,自明朝起,中国便进入了大黑暗时代。而在朱永兴看来,明朝固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窒息民族灵性、伤害人性尊严的措施,比如朱八八的文字狱,八股取士使知识分子的头脑一天比一天僵化,但与历史上的满清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如果象满清那样,因为固有文化太低,以致除了全盘接受明王朝的政治形态和儒家理学思想外,别无选择。而接受的结果,便使其无力拨开黑暗时代残留下来沉重的压力。
想要精神饱满地一跃而起,使饱受摧残的中华民族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全世界万邦之中。充当忠实、强大、光荣的角色,并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朱永兴便要与已不能适应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作斗争,而悠久的封建历史的积淀在此时恰恰成了他的巨大阻力。
“不考八股,朕已下了旨意,绝无更改。”朱永兴有些烦躁。看着总理处整理出来的各地官员的奏章大皱眉头,连看都懒得看。
查如龙暗地叫苦,科举对读书人的重要性,以及读书人的心态,他是至为了然的。所以,他才想劝朱永兴稍微变更一下,不要过于急进。
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还颁布一种试卷格式,便是八股。
而令朱永兴最为厌恶的并不是八股这种文章的体裁,而是八股的主要的特征,精神方面和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几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的学问。
于是,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主要研究工作,便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所以,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不接触除《四书》、《五经》以外其他任何书籍的,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或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了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还陷在文化糟粕所淤塞的酱缸中,这让朱永兴难以忍受。
要想使国家、民族精神饱满地一跃而起,便首先要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和创新,而不是继续封建社会的衰迈,闭上眼睛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日新月异,看不到近现代文明的兴起,去营造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盛世”。
“万岁,可否以时务策论为主考较能力和见识,以八股为次考较文笔,这样的话,物议或可平息。”查如龙想了想,谨慎地建议道。
“时务策论同样可考较文笔。”朱永兴断然摇头,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道:“不必管那些物议,即便是有考生罢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时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几个死捧八股的读书人,还翻不了天。”
“万岁英明神武,再造中华,几个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论。”查如龙苦笑了一下,说道:“微臣只是担心万岁的名声受损,毕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续数百年的取士之准,骤然废除……”
“高皇帝驱蒙元,功莫大焉!”朱永兴停顿了一下,话风一转,沉声说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别的先不说,只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恶之,非改不可。”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这并不是满清的独创,而是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国文化逐渐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
在明朝,文字狱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还有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杀谁,完全可以胡乱解释,随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当权者有这个嗜好,那对知识分子便是一场灾难,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罪名。
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万马齐喑时,则意味着愚昧、欺诈、僵化、落后……
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刘邦。刘邦能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认,朱元璋亦是英雄,于中华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兴所说,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朱永兴突然极为严肃地看着查如龙,说出的话让查如龙都一下子惊愣住了,“高皇帝是这样说的吗?朕欲改之,汝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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