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辽东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田野荒芜,人烟稀少。顺治入关时,为了使百万满族人能“从龙入关”,绝其后顾,清兵还毁坏了大量村镇房屋和田地农具。同时,也使明朝二百余年,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辽东修筑的密集型城镇,“从山海关到开原,形成的五里一堡、十里一台、三十里一城的建筑体系”,毁于一旦。
1644年,多尔衮下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禁关令”使得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历史上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
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此外患之可虑者……”
“……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
“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
对于辽东地区的荒芜凄凉。清廷的奉天府府尹张尚贤便曾上奏,做过以上的种种描述。
在他的描述中,奉天整个境内都是一片荒凉,只有奉天(沈阳)、辽阳、海城还稍微有一点州府县治的模样,但辽阳和海城却没有城墙。而如盖州、凤凰城、金州等地,却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
何其凄凉啊!如今人口已达百万、数十万的盖州、凤城、金州,当时才“不过数百人”。那时的铁岭、抚顺只有流放迁徙之人,不能种地,单身的人一大半儿都跑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且空虚的环境下,明军开始了在辽东地区的攻掠。首先是在鸭绿江一线。凤城、宽甸、岫岩、桓仁等地相继被光复,又借朝鲜平安北道为屯兵养息之所,从而形成了进可攻,退可以江为防的稳固基地。虽然中原大战使得明军继续增兵辽东面临困难,但在北方招募的新兵却不断被运来,在铁山、龙川、盐州进行训练,前后已经有五千之多。
既然已经放弃了在锦州附近实施大规模登陆,从而将满清主力尽歼于关内的作战意图。明军便又采取了历史上针对东北的攻略。那便是将以辽东、辽西作为两个战略进攻方向,形成两大战略集团。对东北的清军进行夹击。
现在,辽东战略集团趁着清军空虚之际抢先成立,稳固了根基后,又借着水师之利,以及辽东清军陆续向鸭绿江沿线集结之机,突然水陆齐出。于三山海口(现大连地区)登陆。击败当地为数不多的清军后,一万多明军在半岛最狭窄处挖掘壕沟、修筑工事,从而将旅顺地区彻底切断。而两千陆战队和三千主力陆军则由于七亲自率领,转而向南,歼灭旅顺清军。
旅顺虽是清军防御的重点。但限于兵力,千里辽海,即便不能派兵驻守,也要分派了望和预警哨,要防守的地区实在是太宽广了。所以,驻防兵力亦不过一千多人,算上家眷、包衣奴才等,总数也不过三千上下。
当然,旅顺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看不过是一座孤城,深入敌后千里,但是依仗从登莱送来的源源物资,这里却将活力充沛,成为插在辽东清军腹上的一把尖刀。而凭借现在明军的后勤能力,绝不会上演当年东江镇的窘迫局面。
其实就很多明军将领来说,对于朝廷目前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都颇感惊讶。当年的万历天子疯狂搜刮矿税、商税、瓷矿,靠这些资金保证了边军的战斗力,但是也将大批手工业者逼得家破人亡。所以,万历天子虽然赢得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万历苛政”的坏名声。
象朱永兴这样,一边能实施惠农政策,一边还能用粮饷物资供应各路大军,对于不是深入了解明廷财政运作的人来说,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穷兵黩武,自古以来便有这样的名言。但显然,朱永兴在发掘一切可以积聚钱粮的手段的同时,对外掠夺也是其中比较关键的因素。
没有安南占领区,没有日益扩大的湄公、河仙两省,在粮食供应上便不会满足现在的需求。
“国朝近三百年来,百万同袍遗骨关外,却依然令鞑虏做大,荼毒大江南北,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于七骑在马上,秋末的冷风吹在脸上,他不由得发出了感到慨之声,“如今我等又踏足辽东土地,实是万岁英明。”
万岁英明!这在封建社会,对于官员来说,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嗯,不管是大事小情,只要能和皇上沾点边的,不拱手说句“万岁英明”,似乎便显得不够忠心。
当然,于七发出感慨也并不是没有原因,也不是光为了恭维拍马,而是朝廷,或者说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等同于朝廷的皇上朱永兴,确实给了军队令人称道的物资供应。
粮草且不用说了,刚到深秋,第一批棉衣便已经运抵前线,这对于在寒冷的辽东地区作战的明军将士来说,感恩戴德是一方面,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则更为重要。
同样挂着总兵衔的高得捷虽然只带出了四百多骑兵,却并不统属于七所部,所以于七说话也客气得很。同时,于七对这批装备精良的骑兵是羡慕不已,甚至有过转到骑兵的冲动。
高得捷与于七是差不多的感觉,没有文官掣肘,不用操心粮饷,不用操心武器装备,不用操心军用物资,甚至军队纪律也由军法处接管,武将就只管练好兵,打好仗,这样便显得轻松,也更能专心致志。
“于将军所言极是。”高得捷指了指自己手下的盔甲,说道:“此乃购自西夷的甲胄,花费不菲,我军目前也只有四百具。但参谋总部已有呈文告知,日后每月将拔付三百具,这样的速度和财力,除了万岁外,谁又有这个本事?”
在十四世纪以前,西欧铁甲与其他地区一样,以锁子甲为主,鳞甲、札甲为辅。真正意义上的板甲则出现于十五世纪初,锻造大型弧型金属的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整体式铠甲的基础。
尤其是在公元1400年以后,在材料学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就是发明了高炉:燃烧温度的上升使铸造铁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使用的都是块炼铁),钢铁生产量大增。另一方面,水力锻机的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指引下的冶金技术发展等等,奠定了这个时代中铠甲工艺飞跃的基础,使十五世纪成为板甲成型并获得大发展之时代。
而且,人们很快发现:板甲的防护力和同等重量下带给士兵的灵活性为其他铁甲所不及,而且还提供了冷热加工的更加便利的条件。无论是锁子甲还是鳞甲、札甲,由于其构成要件(小铁圈、甲片等)太小,加工极其繁琐,不仅耗费人力,而且也难以加工强化。
到了16世纪,板甲进入全盛时期,有效抵御了当时冷热兵器的攻击。无论早期火绳枪、刀剑矛斧,还是古老的弓弩,都无法有效对抗板甲。而板甲与英国长弓的对抗,便被认为是“盾”超越“矛”的典型范例。
但就现在而言,由于号称滑膛枪的新火绳枪及燧发枪正普及到士兵手中,板甲在欧洲已经开始衰落。因为轻便而威力巨大的火枪面前,做工良好的板甲确实可以有效抵滞子弹在正面的穿透,但巨大的冲击力常会导致护板内瘪而折损,通行无阻的冲击波同样会给人体带来严重的伤害,这使板甲在实战中愈发力不从心。
也正是如此,朱永兴能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从英、法两国进口板甲,并利用本国兵工厂的高炉和锻压机进行仿制性的加工制造。相对来讲,制造板甲的成本比制造鳞甲、锁甲更低,工艺也更简单。
当然,吸收引进并不是全部的,由于明军和清兵所骑乘的马匹都是二、三百公斤的蒙古马而不是阿拉伯马那种六、七百公斤地大块头,对于马匹的甲胄防护便只能是披上几块轻甲。同时,经过反复试验,为了减轻重量、提高机动力,明军骑兵也没有装备全身甲,只装备带面具的头盔、胸甲、护臂。
即便是这样,明军骑兵的防护力也要普通高于清兵。而就算是暂时没有装备半身板甲的骑兵,也都穿着在各地作战中缴获的好盔甲。对于需要重点防护的弓箭,这样的盔甲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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