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37

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书致仕。开宝九年（976）死，终年74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0卷、《切韵拾玉》5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

第二十八章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第一节杨业（附杨重勋）

北汉“杨无敌”

杨业（一作邺）（？—986），本名重贵，父杨信，“麟州土豪”，当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汉时，“自为刺史”，臣附于后汉、后周。杨信二子，长子重贵，次子重训（勋）。杨重贵事北汉世祖刘崇，北汉帝刘承钧时赐姓刘改名继业，“比于诸子”，任保卫指挥使，升至领建雄军（晋州，时属后周，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屡建战功，号为“无敌”①。

宋开宝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①。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

宋朝杨家将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一作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辽乾亨元年（979）九月，辽军分路南犯，虽为宋军击退，但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②，时大将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辽。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适遇辽军南犯雁门（今代县西北），杨业率骑兵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向南，与潘美所部合击，大败辽军，杀辽将萧咄李，俘辽将李重海。杨业以功升“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一个归宋不到一年的降将，立功边关，扬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却引起宋朝旧将们的妒忌。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③。虽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却埋下了日后因失援而血染疆场悲剧的祸根。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①《东都事略》卷24《杨业传》。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06《刘继业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癸巳。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

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首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①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①，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②，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③，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④，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⑤，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①。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①曾巩（题）：《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宋史》卷272《杨业传》。

③《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④苏辙：《栾城集》卷18。

⑤《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宋史》卷463《刘文裕传》。

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重勋（重训）

杨重勋（？—975），杨重贵（业）弟，本名杨重训，后周末避恭帝名宗训改。父杨信死后，由于兄杨重贵事北汉，杨重信继任麟州刺史后也归附北汉。后周广顺二年（952）末，一度归附后周，后又再次归附北汉。显德四年十月，再次归降后周，升为防御史。

宋朝建立，杨重勋归附，多次击退北汉的进攻。乾德五年（967），设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开宝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长官，而将世袭的土豪移置内地，杨重勋由建宁军节度留后移为保静军（宿州，今属安徽）节度留后②，后升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节杨延昭杨文广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

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①。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圣宗、萧（绰）太后率军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适在遂城，遂城“城小无备”，萧太后亲临遂州城下，围攻数日，“众心危惧”，杨延昭调“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②，杨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辽军只得撤围退兵。次年二月，杨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杨延昭升本州团练使。七月，宋以王显为都部署、负责河北西半部防务，杨延昭任前阵钤辖。十月，萧太后、辽圣宗再次亲率军侵宋，杨延昭与杨嗣等会师威虏军（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杨延昭与杨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诱使辽军进入伏击地，伏兵突起①，“比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戊寅。

①《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34《杨延昭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焘考证：“《杨延朗（昭）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能用”②，辽军先胜后败，杨延昭、杨嗣等部队损失也不少，辽军虽进至满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师”③。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辽军攻宋，“望都之战”宋军大败。六月，杨延昭改任保州、威虏军、静戎军（今徐水）缘边都巡检使，驻保州，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春，杨延昭改任宁边军（今蠡县）

部署，并增加兵力至万人。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準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复，杨延昭“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④。同年十二月，宋辽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⑤，如遇军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领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终年57岁。杨延昭与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拥戴，镇守河北边关20余年，威震辽境，被称为杨六郎。子三人，文广最著名。

杨文广杨文广（？—1074），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043），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052）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时，英宗以杨文广为“名将后，且有功”，升领团练使，任侍卫亲军龙卫（骑军）、神卫（步军）四厢都指挥使。后升领防御使，任秦凤路副都总管①。熙宁元年（1068），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杨文广历任泾州（今泾川北）知州、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冬，则其误审矣。”参见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②《宋史》卷268《王显传》。

③《辽史》卷14《圣宗纪》五。

④《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①《宋史》卷272《杨文广传》。又本传原标点有误，杨文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按：防御使后“。”应改为“、”，副都总管后、韩琦前应加“。”。熙宁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陕西富县）权知州；以后又自西北边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升侍卫步军都虞候。熙宁七年三月，辽朝遣使到宋朝，争河东地界，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还未及回复，十一月，杨文广病死。

第二十九章寇準第一节理政爱民，刚直不阿寇準（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準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①，精通《春秋》三传。19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準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準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準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①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準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準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準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準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发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準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準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②。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準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準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準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準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①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对自己忠心耿①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

①《宋史》卷281《寇準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记载的时间与细节略有不同。②《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①参见《宋史》卷281《寇準传》；卷268《张逊传》。但《张逊传》系此事于雍熙年间，误。《续资治通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为参知政事。

第二节安邦定国，河北退兵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準，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準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断提高寇準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準，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準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準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準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鉴长编》系此事于淳化四年六月壬申；《续资治通鉴》系事件发生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寇準被贬在冬十月壬申。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準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準、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準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準。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发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第三节宦途险恶，远窜南荒澶州一战，寇準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準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準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準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準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準。寇準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①上天书后，寇準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準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②。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準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準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準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準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丁谓为寇準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準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準须，（丁）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①《宋史·寇準传》系“上天书”事于天禧元年，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宋史》卷466《周怀政传》等，应在天禧三年。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4有考论。

②《宋史》卷281《寇準传》。

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準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準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準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準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準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準“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準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发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準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準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準，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準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準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準，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準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0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準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

第三十章范仲淹第一节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①。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上书直谏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①。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②。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①《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范文正公集》卷3。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兴修水利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抗击西夏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000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①。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第二节庆历新政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条陈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整顿吏治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①。“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①《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第三节一世之师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学育才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文以载道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①，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①《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第三十一章韩琦富弼文彦博第一节韩琦①谠议谏诤，西陲御夏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②。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①，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②。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③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①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①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②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①《韩魏公集》卷14。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③王称：《东都事略》卷69。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①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②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①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①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②周煇：《清波杂志》卷2。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②襄助新政，保国利民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③，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①。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②《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①《东都事略》卷69。

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定策安邦，力诋变法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①，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①。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①。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3。

①《东都事略》卷69。

①《居士集》卷40《昼锦堂记》。

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第二节富弼②司职谏院，再盟契丹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③，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②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0万，否则10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①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

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守成贤相庆历三年（1043），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①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10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郑国公。

阻挠变法，称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复旧典。

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

第三节文彦博①建功西陲，平息兵变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庙讳，又改为“文”。文彦博小时聪颖过人，民间就流传他幼时“灌水取球”故事：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穴洞，伸手无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满球即浮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先后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宋夏战争爆发后，西边战事不断，而宋军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而大将惩治却要申报具闻，下法寺详案定刑的情况发生。文彦博上疏，极论其弊，要求改革，说：“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竣，将何以济？”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边蕃部诈降宋军，袭取宋、夏间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与10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宦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二百余口被关进监狱。仁宗诏令文彦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了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拒不接纳，对他说：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快回去，如果出了问题，我全部承担责任。结果黄德和及家奴都被处斩，终于昭雪了刘平之冤。

不久，文彦博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相邻，依山建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远难走，附近则有唐朝时所修故道，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供应，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粮草。后来元昊乘好水川战役之胜，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备，只好解围而去。文彦博迁都转运使，又知秦州。防守边境二年，“有威名，敌不敢犯”①。后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命令工匠织金丝灯笼，载莲花为锦，通过宦官带入宫中，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果然由于张贵妃内助，文彦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朝廷急派权知开封府明镐前往镇压，夏竦时为枢密使，与明镐不和，处处牵制他，明镐久攻贝州城不下。文彦博从张贵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谁镇压①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文彦博传》，下引不另作注。

①《东都事略》卷67。

起义就擢谁为首相的意思，于是自请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宋军蜂拥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兵变平息。

两任宰相，安稳政局王则兵变平息后，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此间他曾荐举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以减省军费开支。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认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现在如果减省冗兵，恐怕被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迟疑未决，文彦博决然地说：“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被减冗兵归农者有6万人，减去廪给一半的也有2万，事后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皇祐元年（1049）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皇祐三年（1051），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赠送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并当面与文彦博对质，说：彦博应该自问反省，假如有这种事，不应该隐瞒！①文彦博无言以答，只是连连作揖，拜谢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彦博被罢去宰相职务，知许州（今属河南）。当时有人写诗讥刺他：“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后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时突发风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文彦博询问皇上病情如何，内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禁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才回自己府第休息。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

以前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以致罢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贬岭外。文彦博复相后，御史吴中复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彦博颇有风度，不以私害公，从旁劝说：唐介为御史时弹劾我，所说大多是实情，当然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仁宗同意了，当时人都说文彦博有“厚德”之风。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这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而从至和三年（1056）病后，仁宗居深宫，服丹药，更少问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越来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彦博就劝说仁宗早立继嗣，仁宗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嘉祐三年，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国公。宋英宗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

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任命他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诋毁新法，元祐复出宋神宗即位，正风华年少，血气方刚，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遭到以文彦博为首的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在同宋神宗一次谈话中，文彦博表达了他对改革的看法：彦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①文彦博打着“祖宗法制”旗号，极力诋毁变法之各项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成为当时朝廷中守旧派的领袖。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范镇、曾公亮等人的坚决抵制，文彦博也向神宗陈说青苗法的害处。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①熙宁三年四月，西夏发兵围攻边城重镇绥德城，战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举兴师，围大顺、柔远、荔原、淮安、东谷、西谷、业乐等城寨，“众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②。游骑直抵庆州，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言辞中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变法不当。王安石听到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为民除害，什么事不能做？如果万事毁脞，那是西晋作风，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

熙宁六年（1073）正月，文彦博强烈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是“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③；又说华山坍坏就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极大恐慌。因反对变法，文彦博和王安石关系恶化，终被排挤出朝，出判河阳、大名府等地。元丰三年（1080），再判河南，几年后以太师身份致仕。据说当年文彦博致仕准备回洛阳安度晚年时，已年近八十，神宗见他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请教他的养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仅10岁，由高太后掌权，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当政。当时文彦博退居洛阳已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力荐这位元老重臣复出。文彦博到京后，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在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①《续资治通鉴》卷67。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③《文潞公集》卷20。

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主张对夏屈服妥协，以保证西北边境“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①。当时文彦博八十几岁，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后，文彦博再次致仕。

绍圣元年（1094）四月，哲宗实行“绍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重新起用变法分子，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章惇秉政，说文彦博与司马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绍圣四年（1097）五月，文彦博去世，时年92岁。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120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马光为作记，发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①，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文彦博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但平时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他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和他们结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阳的日子里，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贤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阳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尚齿不尚官”②，在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

文彦博著作有《大飨明堂纪要》2卷，《药准》1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卷。文彦博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

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还工书法，黄庭坚称赞他“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③①《文潞公集》卷26。

①《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66。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67。

第三十二章包拯第一节身世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

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卷传世。

第二节政绩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

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00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①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倖，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①。

①《包拯集》卷6《弹王逵七》。

①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②。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③，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第三节清官“阎罗包老”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②《包拯集》卷9《论边将一》。

③《宋史》卷3《包拯传》。

中系栰渡人”①。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②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③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孜孜教诲有关。《宋史·包拯传》记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①。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183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①《宋史》卷61《五行志·水》。

②《宋史》卷3《包拯传》。

③《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

①吴奎：《包公墓志铭》。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第三十三章狄青郭逵第一节狄青狄青（1009—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父亲狄普，为一农家子。狄青自幼习武，善骑射。25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发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初（1038），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25战，计中流矢8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发，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①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①。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①《宋史》卷290《狄青传》。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②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056），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第二节郭逵郭逵（1022—10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有战略眼光，为众佩服。当时，有这样两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军中议论攻西夏取灵武。郭逵表示反对，他说：“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①结果出师不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众佩服郭逵有先见之明。二是对将领葛怀敏的看法。郭逵认为他“喜功徼幸，徒勇无谋”，故“他日必败朝廷事”②。不久，葛怀敏果然兵败身死。由此郭逵被众誉为知兵者。后调任真定兵马监押，平保州兵变。

郭逵办事，极为精细认真。庞籍镇河东时，以郭逵权知忻州。这时，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庞籍久不能决，于是委托给郭逵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③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蛮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带御器械，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获了彭仕羲的亲信，安置在自己身边为小史，并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务虚实。嘉祐三年（1058），即以小史为向导进兵围剿，连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险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据点桃花州挺进。彭仕羲弃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战功迁为礼宾使，徙荆湖南路兵马钤辖、邵州知州。累迁容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1065），郭逵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后，迁静难军留后，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又改镇鄜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边将种谔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②《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①《宋史》卷290《郭逵传》。

②《宋史》卷290《郭逵传》。

③《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投降，并攻取了绥州，但西夏人却杀死了宋朝官员杨定。朝廷舆论认为，应该放弃绥州，皇帝甚至下诏，要焚烧后放弃绥州。郭逵坚定地认为，绥州不能烧，也不能放弃，而应当坚守，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1.3万人。因此郭逵果断地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认为这很可能是空口欺诈，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间写的一封信，证明塞门、安远二砦的界址在长城岭下，西夏使臣无法驳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绥州而告终。朝廷下诏表彰了郭逵，说：“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①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广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宣抚使，携同在鄜延与河东的旧将士，前往征讨。郭逵认为广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击之患。他又分析到刘应纪是彼方的谋主，不先擒刘应纪，则军声不会大振。于是确定了攻击重点的方针。一战而胜，刘应纪投降，军威大振。接着，又攻拔了决里隘，并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等地，与李乾德在富良江决战。李乾德无路可走，奉表请降。这时，郭逵原有的30万大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逾半数，军粮也尽，虽一水之隔不能再进，乃班师回朝。后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闲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一度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等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元祐三年（1088）病故，享年67岁。死后赠雄武军节度使。

①《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第三十四章欧阳修第一节生平与政绩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

景祐元年（1034）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

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0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0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①嘉祐三年（10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②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0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9。

②《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③“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④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①《元丰类稿》卷《寄欧阳舍人书》。

②《东坡后集》卷《祭欧阳文忠公文》。

③《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④《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①。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①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①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①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①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②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②《欧阳文忠公集》卷65《传易图序》。

①《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①《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②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③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④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①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③《欧阳文忠公集》卷69《答宋咸书》。

④《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徐无党第一书》。

①《欧阳文忠公集》卷39《王彦章画像记》。

②《欧阳文忠公集》卷67《与尹师鲁第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