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再世，武穆称雄 洞察两宋局（1）整体解剖

笔者不是宋史专家，也不是通史学者，为了撰写拙作《岳飞在世，武穆称雄》阅览了不少相关史籍和后人对有宋一代的记述和评说，见识到许多入木三分的精到见解。但是，也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对宋朝的评价呈现两个极端：积贫积弱和鼎盛繁荣。如果说这是从某个角度看，或者抽出一段历史看，无可厚非，至少部分正确，但是，这两个极端分化的结论不是，而是给两宋整体的结论，这就有一个疑问。如果都是从客观角度看两宋，如果事实清楚，如果大家的标准一致，为何结论截然相反？再问一遍，为何结论截然相反？正常思考之下，没有人会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得出结论是这个，偏要说是那个，而是言之有据。如此看来，截然相反的结论，就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是角度不对，或者是事实没有搞清楚，或者是标准不一致，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但是结论截然相反，大概这三个原因之一，就足以解释了。至于三个都错的，那不是搞历史的，那是说相声的，大家可以一笑置之。

此篇短文是笔者《洞察两宋》系列的开篇，直接为拙作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目的是说三件事情。第一，有宋概览。这个很重要，一个存在了二百多年的朝代，切出一小片分析，可是和整体差异很大，两个极端的结论，多半和这个有关。第二，有宋一朝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们的起因和结局以及对两宋的影响。一件小事，可以改变历史，何况大事件，这个对历史专家母庸讳言，但是如何重要什么影响则需要洞察能力，不能人云亦云。这个问题事关事实是不是清楚，但是又不仅仅到此为止，前因后果的分析到位，才能看清楚它到底给两宋带来什么影响。如果这些结局性的影响后人都看不清楚，当局者迷的那些人还是不要奢望他们有正确的决断了。而如果后人平心静气地研究几十年还不甚了了，也不好意思指责当事人湖涂了。第三，研究和思考相关问题基本方法和原则。可能在这个要点上出的问题最多，笔者将从自己的理解和见到分析述及自己的一得之见，就教方家。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笔者计划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调查成果和心得，但是每个具体问题都会单独讨论，不会放在今天这个开篇里面。比如，高宗为何执意杀岳飞？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两宋的国运！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宋史研究的一个重灾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迄今为止，岳飞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自然会言之有据，而不是先入为主，更不会囿于成见，人云亦云。简而言之，岳飞被杀，不是当杀，也不是冤杀，而是谋杀！读者如果有法律概念，当知此三者的本质区别。还有，王安石的改革原因、性质、效果、成败的原因、以及对两宋的关键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关注，而是关注的人太多，也最有代表性，就是评价两极分化，赞同的说他是能臣、智臣、忠臣；否定者则说他是奸臣、佞臣、罪臣，甚至说他是靖康耻两宋亡的罪魁。这种乱象，难道不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所造成？再有，两宋的基本国策和制度到底是世界领先还是自我阉割？这又和那个两极分化的总评价相关。同时这也和评价整个皇室、整个文官水平有关，所以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以后才能加以评说。连标准都没有，就是一个菜市场，大家都说自己的瓜是甜的，那就是没有意义的争论，估计等到拙作主角岳飞平定天下以后也没有结论，就只好接受岳飞的结论了。至于其它问题，比如一个农业发展的问题，岳飞发现白薯就产自中国，也根本不用等到后世才能吃到，这个不是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但是对于岳飞的自保措施非常关键，具有领先世界所有地区的粮食储备，在当时可算命运攸关。类似的问题大概有几十个，笔者会陆续穿插在拙作的撰写过程中。敬请感兴趣的朋友持续关注。

一，两宋纵览

宋代，实际上主要是北宋。南宋靠着祖宗的余荫和民众的惨重牺牲苟延残喘，实在是一副屈辱现世图，乏善可陈，所以此文主要针对北宋，而南宋则是国运败亡的尾声，一带而过，实质已经是没有统一国度的体统了。北宋，就是所谓经济文化极度繁荣而整体国力积贫积弱，外敌肆意侵掠国内反抗频仍，君臣绥靖苟且一时的表面和平，这个局面至靖康之耻嘎然而止。

北宋上承五代十国，下接南宋，基本在这个阶段属于大统政局，因为北宋虽然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虽然当时的辽国依然占据了北方以及北京天津一带也就是幽云十六州地区，西夏占据了西北的宁夏甘肃一带，大理国占据了南方的云南贵州一带，吐蕃诸部则占据着今西藏青海一带，但是传统的中原繁庶地区尽在掌握，这是统一国度的实质内容。

自公元960年发迹于宋州因之后来建立的王朝称为宋朝的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开始，到公元1127年金国攻破汴京发生了历史上着名的靖康之耻为止，北宋享国167年，一共出现了9位皇帝，这就是这个统一王朝的核心领导，自然一切是非成败，都是他们负主要责任，这就是北宋，而这个北宋的北并不是国号的一部分，而是后来那个无耻逃亡的小朝廷建立了南宋，称宋朝为北宋以示区别。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后，先后率军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十国”割据政权，然后他又杯酒释兵权、在宰相赵普的谋划下，改革军制和官职，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推进强干弱支国策。同时劝课农桑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获得一个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时期，被歌功颂德的文人誉为建隆之治，实质就是社会秩序紊乱走向正轨，人民可以过正常生活，不必死于战乱。

公元976年，赵匡胤在斧声烛影重重疑云中突然去世，失去皇位，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此事视为有宋一代最大疑桉。其实是一个比天上的月亮都清楚的事实，三个关键问题都指向同一个人：谁得利？无疑是赵光义一人。谁能查清而不查反而掩盖？只有赵光义，他做的只有欲盖弥彰。谁断绝了皇位重归太祖一系？还是赵光义。他搞死了宋太祖的两个儿子还有自己的弟弟，使得皇位不但自己稳坐，还交给自己的后代，这些措施也算是滴水不漏。不看这些还在那里湖涂着，除了装湖涂也没有解释了。这个是顺便说说，以后也许会专题再议。

宋太宗无疑是大有抱负的皇帝，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不择手段夺取皇位，一段说一段。他在位第二年便亲征太原夺取了北汉的地盘，也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残存王国，由此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不过，他的抱负嘎然而止，停止在他两次攻辽企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均以失败告终上面，从此宋朝对辽国一直处于守势，这也是宋朝进取扩张增大统一版图不断努力的结束。

公元997年，赵光义去世，传位给第三子赵恒，是为宋真宗。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当时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攻宋，宋真宗则在寇准等人的极力劝说之下决定亲征。本来宋军形势一片大好，但懦弱的宋真宗最终还是选择和辽国在澶渊定盟罢兵，约定双方结为兄弟之国，两国之间开通互市，宋朝则需要每年送给辽国一定数额的岁币作为补偿，这是宋朝进一步后退的标志，第一步就是太宗的由攻转守，第二步就是这次，把宋国民脂民膏拱手送人，养盗遗患，从此以后强邻皆知，宋朝就是一只肥羊。

此后，宋辽之间出现了难得的百年和平，宋真宗也比较消停，使得北宋的各项实力得以平稳发展，阿谀之徒称之为咸平之治，不过就是平民能过正常生活。这就导致宋真宗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不知道爱惜民力，培养国本，反而沉溺于封禅，这典型的是昏君奸臣合力营造的虚假圣治，完全搞错了感恩对象，却拜谢那些虚无缥缈无稽之谈的存在，几乎将所有国家积蓄挥霍殆尽，在他晚年宋朝出现了朝廷蓄藏已经空尽的荒谬，如此糟蹋民脂民膏，空耗国本，只不过给他赚得一个神棍皇帝的雅号。

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曾经被狸猫换掉太子的赵祯继位，这就是宋仁宗。宋仁宗保命得位不易，因此不甘虚度，对割据西北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反宋建立的西夏，采取积极进攻的策咯，经过了多次两败俱伤的战争以后，和西夏订立合约，就是庆历和议，其中主要内容西夏表示向宋称臣，双方开通互市，另外宋朝也需要每年送给西夏一定数额的岁币以作补偿，这可以算为打了一个平手，仁宗并未失德取辱之处。

宋仁宗的积极进取，使得宋朝和西夏之间的冲突没有吃亏。但是这只是从小处着眼。让西夏脱离宋朝的统治，成为宋朝的强邻大敌，则是整个宋朝的处置失宜国策的失败，而后来西夏转而向辽国称臣，就更是打宋朝的脸了，故此可知，在具体事务上哪怕没有吃亏，整体国策上失策，也是与大局无补。

具体到送给西夏的岁币加上送给辽国的岁币，本身对于宋朝每年庞大的赋税收入大约一亿两来说，其实不算大事，也就是说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折银三十万两，送给西夏的岁币每年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叶三万斤，折银二十五万两，两项合计一共五十五万两，占全国的赋税收入比例微乎其微，只有百分之零点五五，正所谓伤害性不大，羞辱性极强，但是如果说这是积贫积弱的原因，就和事实太远了。

其实北宋被认为积贫积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积贫，一个是积弱。其中的积贫，其主要原因还是朝廷开支太大，冗员、冗兵、冗费极为严重，所以解决三冗才成了皇上和大臣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而对西夏辽国的岁币只不过是对他们开战的一个理由，没有人当作是一个重大问题，其实和议也和这个息息相关，兵戈一动，哪怕是局部冲突，兵员费用的开支都会远远大于岁币的支出，故此，任何负责任的大臣都不能忽略议和这个策略必须予以认真考虑，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又不是你敢打不怕死就能决定的。比如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态，如何与那些整天以侵掠为生的蛮兵对敌？只有岳飞占了上风，又被昏君奸臣扼杀。而积弱，说的是屡战屡败，这需要另说。

宋仁宗在历史上名声不错，原因就是任用了几位良臣，而那些昏君，无一例外，都是任用了奸臣，鱼虾同类相聚的特征非常明显。仁宗任用包拯，还有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进行庆历新政，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打下了根基。好坏效果暂且不说，承继关系需要明确。仁宗朝代的改革是一个先驱式的尝试，给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借鉴，具体借鉴的好坏，这不是被借鉴人的责任，欧阳修还有一事值得提及，就是公元1057年，他作为主考官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人才汇聚，进士科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数十位臣僚，可惜大多都上了徽宗和蔡京的奸佞榜单，明月照沟渠。

公元1063年，宋仁宗病逝，由于他仅有的三个儿子早夭，皇位传给自己的养子既其堂侄赵曙，就是宋英宗。宋英宗病体缠身，无所作为，只有两件事史上留痕，一是命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而是将他的父亲称为皇考，本来应该是宋仁宗。

公元1067年，宋英宗病逝，其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等人进行变法。同时重开边衅，直接攻占了吐蕃青唐地区，对准西夏，不过随后两次与西夏交战均告失败，直接导致王安石两度罢相，所有的变法措施也随着宋神宗的去世而被逐步废除。说起变法，神宗和王安石实为有宋一朝的最佳组合，别管从人品还是能力上都属上乘，没有成功，说明变法的复杂以及保守势力的根深蒂固，而这又和有宋一朝的国体和传统国策密不可分。

公元1085年，38岁的宋神宗去世，十岁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太皇太后高滔滔出来临朝称制。高太后本身就不支持变法，于是起用司马光等人将新法彻底废除，司马光这种全盘否定变法的态度，连同为守旧派大臣的苏轼都看不下去，仗义执言，因而被守旧派所贬。这不是苏轼的个人悲剧，而是宋朝国运的悲剧，因为苏轼映照了宋朝的政局，从此以后，新党旧党之争超越一切，席卷一切，皇上都要站队，一直到北宋灭亡，然后又在南宋偏安小朝廷继续泛滥，冲垮一切，直到与那些亡国之君臣一起沉没南海之涛。

高太后和守旧大臣的反攻倒算引起哲宗不满，他亲政以后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打压旧党，并恢复了部分王安石变法成果，可惜依然难以长久，哲宗只亲政六年便病逝了，时年仅25岁。皇帝短命，不同皇帝的立场不同，使得不稳的宋朝政局更加动荡不宁，那些国家精锐持重大臣不得不保命挣扎，要想做事，更是不得不和那些奸臣一样四处钻营，这都是国家的灾难，因为持重如同定海神针的国宝级大臣，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出现的，这也是那些志向宏远宋朝大臣的悲哀。

由于宋哲宗唯一的儿子夭折，向太后力排众议拥立端王赵佶为新皇帝，是为宋徽宗，这个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当皇帝的皇帝，把宋朝的统治带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笑话境地。宋徽宗表面上支持改革，但他重用的蔡京、童贯等“六贼”却打着改革的旗号肆意妄为，巧取豪夺，将利国利民的变法变成了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方法，弄得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从而民怨沸腾，还犯下战略错误，连金灭辽。如此开门揖盗，后果是导致金兵攻破汴京，靖康之耻，将自己的女人和女儿全部献给金兵取悦他们欲图保命，成为古今中外最没有廉耻的皇帝，然而没有任何用处，如同猪羊一样被流放，死于五羊城。

南宋已经是偏安的宋朝余韵，只是必须提及的就是宋高宗赵构，继续了其父徽宗赵佶的基因，更加无耻。其父兄被掳他不思救回也就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被金人当**他竟然也安之若素。直到后来在蓄意杀死英雄岳飞的时候，才恬不知耻换回韦氏，妻子却死于敌虏的**之下。这种羞辱，即使是寻常匹夫也不能忍，但是赵构就是能忍。只能说只有根本就没有羞耻之心之辈，才能忍这样的羞辱，比韩信的胯下之辱更甚一万倍，不知道那些口灿莲花的文人为何不去颂扬一番。

如果赵构仅仅如此，也还不至于如此招人愤恨，毕竟那是他的家事，尽管有关国体，可是他当缩头乌龟，别人也不能替他出头不是？可是他却对岳飞狠下毒手，诏令杀死岳飞！亲手掐灭了这唯一一位能彻底打败金人的希望！关于为什么岳飞可以打败金人是恢复失地的唯一希望，笔者会有两个专题论述，以澄清事实和真相，因为这个事实真相已经被无数泛泛而谈、不得要领、似是而非、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说法所掩盖。

这个宋朝历史概述就说这么多，顺便说一句，那些把清明上河图汴梁风俗画当作北宋繁华证明的观点，别忘了北宋的畸形财富分配，一国养一城，而那些凋栏画栋正是昏君赵佶幽会伎女李师师的所在，而所有这些都已经在靖康之耻中毁于一旦，皇宫和艮岳堆积如山的财富被劫掠，高档酒楼中的美女楷同皇宫的女人成为金人的玩物。当你只看到那些繁华，忘记宋朝平民不得不反的悲苦、在野蛮人铁蹄下乱世人不如平世犬的垂死挣扎，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说不定悔恨的赵佶父子也会在五国城幽暗之处骂你不识好歹。

二，部分重大问题列示

第一个问题，金贵藏书，这是赵光义兄终弟及的唯一依据，但是又没有人看到，赵普的画押不但不能增加可信度，而且减少其可信度。所以，这个东西是子虚乌有。谁说它有，谁负责举证。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的存在于情理不合，这种国柄皇位继承的最大国事，一个妇道人家如何能一言而决？

第二个问题，烛影斧声，这个是赵匡胤突然死亡事件，依然是没有证据，受益人就是唯一在场人，更大的疑点是赵匡胤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相继死亡，这些人如果在世，肯定比赵匡义的儿子大，根据赵匡义登基的理由，应该继承皇位，这比胡适更前进了一步，胡适说的历史学，而赵匡义直接就打扮起历史来。

第三个问题，军事政策，主要有强干弱支、兵将分离、文人领兵、文武牵制、皇帝指挥、武将无权、屯田养兵等等，总之一句话，在宋朝那个战乱频仍的局势下，宋朝皇帝就是自废武功，等同自杀，否则哪里会有外邦入侵、如同一些小孩子痛殴大人的怪现象?迂腐文人东拉西扯找原因，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宋朝之所以没有更快的灭亡，纯粹就是拼消耗，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积累的底垫以及老百姓的生命。就说皇帝指挥吧，那个宋高宗甚至一天给岳飞发出七八个御旨，他甚至根本不顾信使要走三四天才能送到，就在那里发神经一样一封接一封写、发，甚至还恐怕不知道他发神经，还把午夜子时这样的精确时间写上，以表明事情的紧迫。由此可见，十二道金牌就有可能，而不是秦桧伪造圣旨一个可能。

客观地说，宋朝的这些军事措施，是针对唐末和五代十**人专权的措施，有一定效用。但是，凡事物极必反，你不能为了防止武人专权，把武人全都解职甚至杀死，而你自己还没有御敌的本事。有宋一代除了赵匡胤以外，基本上都不行，又不依靠武将，不是找死吗？

第四，朱仙镇大战、拐子马铁浮图大捷，即使根据现有史料，也是确凿无疑的，在秦桧秦僖父子长时间极力诋毁岳飞的环境下，寻求所谓的完美证据链，还不如直接否定磊落一些。另外，史料有清楚说明，拐子马和铁浮图是同一种东西，一个说的是它是马军铁甲防护，另一个说它用铁甲保护战马。这个大捷之所以重要，是说明金兀术已经打出了最后的底牌，已经对岳家军束手无策。如果没有卖国贼秦桧、无耻昏君赵构谋害岳飞，这场大捷堪比历史上任何最着名的战役，将是大宋重新辉煌的.asxs.，宋高宗也会挺起嵴梁作人。可惜的是这对罪该万死的昏君奸臣让无数将士的努力化为流水。

第五，岳飞到底能不能完成打败金兵的使命？能！毫无疑问！而且只要一个条件，就是宋高宗的支持。不需要的其它条件，只要宋高宗无条件将军队指挥大权交给岳飞，不再横加干涉，就不会有问题！至于后勤协调、友军协调，岳飞完全没有问题高效率处理好！其它几个领军大将包括张浚根本不是岳飞同一等级。就是因为宋高宗的无耻加狭隘，使得岳飞失去千古一将的机会，也使得他自己失去千古一帝的机会。

第六，顺便提一下古之名将排名，不说那些谥号庙号一类的东西，窃以为岳飞无论从文武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都是第一人，别人跟他比望尘莫及，这个笔者肯定有专论，但是这里只是提一下。首先是关羽，一个因为轻敌自大而被擒被杀从而连累张飞刘备横死甚至蜀汉败亡的轻敌暴躁之辈能和岳飞比？从支持度来说，关羽有蜀汉的全力支持，却大意失荆州，岳飞在昏君奸臣友军嫉妒情况下直捣黄龙，即使不要他们帮忙只要别捣乱别扯后腿就能胜利，这个关羽望尘莫及！再一个带羽字招牌的，大概百人中九十九人中选关羽，剩下那个估计就是笔者了。依然是成败论英雄，一个垓下大败丢了夫人精兵尽灭最后自刎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失败者能和岳飞比？岳飞何时有这种情况出现？项羽被推崇的原因主要是他的武力值，这个没有办法比较，可是二人不是武夫比较，而是武将比较，一勇之夫遇到智勇双全的全能型将领估计有一百种方法被打败，岳飞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比韩信的十面埋伏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韩信能把项羽耗死，项羽不是岳飞对手不言自明。还有，岳飞同时代的杨再兴也是高手，他却在岳飞手下没有抵抗能力，估计能和岳飞较量几招的就是张宪了，可惜这位勐将也被昏君害死。

第七，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变法，到底是好还坏？其实这个问题最考验一个人的慎思明辨，不管是宋代还是现代。在说变法本身的时候，有一点必须放在前面，就是哪怕你的新法十全十美，派一些无能鼠辈心怀恶意的一群人去也能给变成恶法。所以要把好法落实成好法，配套的好官员是必要条件。可是宋朝有没有呢？毫无疑问，没有！如果都是范仲淹、王安石，估计即使不是十全十美，起码也能顺利推行。既然没有，那么即使是好法也变成了恶法，这就是为什么新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市易法，本来是平易市价以丰补歉的，却让那些贪官污吏变成贪腐工具。还有青苗法，初衷是解决青黄不接，就变成了强迫借贷以便多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还有范仲淹变法目的是想解决冗官，以便减少冗费，可是那些冗官都是白吃俸禄的，动谁谁跟你拼命，一个制度的改革变成你死我活拼命的业务，谁受得了？所以变法涉及的问题都是关乎人命触及国本的矛盾，还有后来的党争，问题更趋复杂，绝不是简单一个好坏能说清。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没有全面的准备，没有一整套靠得住的人马，多半的情况下是改变不如保持不变，这还只是从执行层面说这个问题，而到底这个变法变得合不合理，就更复杂了，没有对历史、现状、和结果的预期通彻了解，很难搞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新法出来，而王安石的新法，多半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只能在小专题中加以讨论。

第八个问题，白薯问题。岳飞会栽种白薯，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但是白薯从哪里来？当然是中国自产的。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难道只是说说？这个会有专述。

第九个问题，岳飞和高宗尿不到一壶里，其来有自，不仅仅只是人品的差距，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这个也会有专题另述。

第十个问题，中国汉代以后，基本趋势是各种学术流派合流和融合。合流的时候还能泾渭分明，而融合的时候，就是主要的内容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比如佛道儒的三教合流，就是三教找到共同点，从此大家心照不宣求同存异。而宋朝是理学创立时期，后人有理儒合流的强烈倾向，而宋代明显不是这个想法占主导地位，而元丞相脱脱也把理学独立于儒学，另行立传。笔者认为，理学不是儒学，更大程度上是反儒学的，因为儒学通过传扬三纲五常，基本上就是认为皇上至高无上，而理学敬天，认为天的旨意高于任何人包括皇帝的意志，而天的旨意是和老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这就是理学的天人合一天人一致根基。而天无言，行自然，众人的意愿就是天意，所以皇上必须了解和满足众人的需求，才能当好皇帝，可知理学远比儒学高大。这个题目笔者会进一步思考和论述，总之理学和儒学在重大观念和实践上有根本的不同。

暂时就先列出这么多，笔者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增加。

第三，重要的思考和研究原则

第一个原则，研究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用概而论之的理论来推论到具体问题上从而得出结论。比如王夫之在《宋论》中就断言，因为宋朝相对金国和西夏实力比较弱，就是军事和经济都不如对方，包括岳飞对金兵朱仙镇的大战，都不应该打，只有等宋朝什么时候强大到可以超过这样的对手，才可以开战。说实话，他在其它方面都还说得很有道理，笔者受益匪浅，但是这个开仗的问题上，他这就纯粹是书生之见，腐儒之谈了。先不说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打仗不是数学比较，碰到个扯澹的将领，你有多少兵多少装备都是运输大队长，就是在敌人侵掠面前，即使力量再差，你也不能这样一比较就放弃，且不说他的力量对比离事实可能差个十万八千里。马后炮可以把战争结局和各方面因素都考虑周到，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很多事情的运行轨迹都没有那么按部就班，不知道什么时刻什么东西改变了轨道，就改变了事件的结局，你那战局图摆的在精确，他都可以给你一锅端走。所以，绝对不要轻言放弃。最多可以在行动未开始之前，考虑的更加严谨。当然前提你要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认为这个说得还是太激进了，三百年也成不了。造反哪有十拿九稳的。

第二原则，研究问题一定要放在具体环境中，不能抽出来作切片，比如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有个三不足，实际是他的指导原则。所以研究王安石变法首先要对他的三不有正确理解，祖宗不足法，说的是是什么？实际说的是前秦西周的那些做法，当时西周法律齐备只是没有推行，原因是当时民风淳朴，那些法律只是有备无患而已。宋朝那些泥古不化的人当时就主张，没有必要弄出详细法规，敦促老百姓纳税。王安石要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当然不能不要求新法。这就是他祖宗不足法，你们别西周那样干等着老百姓自觉了，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就建立条例司，颁布新法，让后选拔官员推行新法。天变不足惧，这个观点就更深远了，天变一般理解是上天示警，但是上天示警也太多了，宋史的五行志记载的天灾多如牛毛，如果每来一个都惧一次，吃饭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而正常的理解是，天象异常当政者就要检讨自己的作为，改邪归正，而不是用天变来机械对照自己的行动，尤其是不能把天象变化理解为对自己的指引，让自己如何行动。作为王安石他的改变旧法就是适合天意，那些天变自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而且宋朝版图阔大，哪里都有可能发生天变，太多了，不用管它，所以就是天变不足惧了。还有人言不足恤，正常的情况下，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就当忧虑，自己是不是错了，可是反对变法的人言，就不用了，因为这早就在预料之中了，甚至还觉得比预料的少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由此可知，王安石的三不并没有问题。三不没有问题，并非他的变法就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为什么变法，变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那个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那么，他这个问题从开始就有问题。王安石的变法是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可以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治本就是开源，治标就是增加税收，也就是增加税收比例。王安石采取的是治标的办法，也就是最粗暴的方法，最容易引起矛盾激化的方法。当然这两种方法都是只在一个方向上努力，更好的方法应该在减少开始上，但是冗员不能去掉，减少他们的俸禄？不是活腻歪了，还是别碰这个东西。所以给王安石剩下的出路，只有增加税收，这就是变法的先天不足，给社会带去潜在的矛盾，而且他也不知道民众的承受红线在那里，这也就是说试图解决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紧迫的问题，抱着一个炸药捅接近火焰。如果王安石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他也许就不是那么积极地给神宗出谋划策了，三不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当挡箭牌。而且这样也不见得对宋朝的长远发展不利，毕竟从宏阁角度，税收增加的多民间财富就少，那些说税收多就富有的观点实际不懂经济。而财富被那些昏君奸臣花掉的效果和藏富于民比较就更是弊大于利了。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很值得商榷的。那些守旧派不少绝顶聪明之人是看出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眼光看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包括后来的王夫之，只能斥之为奸佞，而奸佞这个名词变法派斥之守旧派更响亮，还有元右党籍名单，最多的那个有三百多人。让两派这么一闹，宋朝满朝没有别的，都是奸佞，外加一个比奸佞更糟糕的皇上，他本来有当裁判的职能和能力，却比任何一派的人都积极站队，堪称宋代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特殊存在，你说该有多乱，乱到将真正的对手都给忘掉了，让辽国金国趁虚而入。

如此可见，光是解决赋税问题，就要综合考虑，逐一解决，然后有人协调，才能解决问题。大概步骤是这样：第一步解决三冗问题，最后落实到减少或者完全去掉冗费。解决了这个步骤以后，才重新评估，是不是还需要增加财政来源，如果还需要，采取第二步，增加生产，比如说需要二十万，这个可以在现有一百万税源的基础征税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另行增加一百万税源，依然可以保持原来的百分之二十税率而不是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下一步就是如何收取二十万税收，均平税负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有人多有人少，这是一个出问题的巨大危险，另外就是保证经手人别中饱私囊，这些都做到，或许能保证改制成功。

而从历史上看，王安石根本就没有做到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所以可以说他的变法不是好法，哪怕中间步骤有可取之处。至于后来的继续新法，多半只是利用其名义，而实际上贪图它最坏部分的好处。

第三个原则，对宋代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比如对岳飞，我们当然可以不赞同的他对高宗的愚忠，但是不能说他愚忠不对，而且也不能忽略他不愚忠的后果。比如他如果当时就扯旗造反，估计即使他的岳家军也不会无条件跟着他走，因为他们都是在忠君报国思想下聚集的。如果他暗中来，一旦泄露就再也不可挽回，而且招致朝廷全力镇压，后果还是生灵涂炭，和岳飞的一贯思想完全对立。因此，从情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超出了时代背景硬性给他转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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