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词: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描述的场景是一个路人,听到了围墙里的少女荡秋千发出的笑声,忍不住停下脚步想象那画面。
女子从12岁开始就被关在闺房里,偶尔能听到街头走街串巷的卖货郎的歌声,有些好奇心重的女子会拿着一面镜子,待在暗处窥视着大门口,看出入的人们。
一堵墙不只是隔绝了外男和女眷们交流的机会,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提督府内表演牡丹亭的时候,民间也有自己的庆祝活动。闽浙潮汕一带流行傀儡戏,这种木偶与欧洲木偶最大的区别不只是衣物和人物的打扮。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提起了木偶,欧洲木偶的起源被认为是古希腊时期,即便表演宗教题材也是神话故事,而中国木偶最早却用于丧葬仪式,或者说它们都是代替活人的殉葬品。
将活人当成陪葬品是很残忍的,至少在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还有嫔妃为他殉葬。在商周时期如果没有活人殉葬,就说明这个人不是位高权重的人,而商鞅则通过改革废黜了这个惨无人道的陪葬制度,虽然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多的农民种地,以及更多的士兵征战。
傀儡最早的称呼是“人俑”,一开始它是用陶瓷烧制的,后来变成了木头,在《说文解字》中“偶”是用桐木做的,可见古代中国人相信木偶是有灵魂的。
他们将木偶做得非常精美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接近活人,但其用意没有戏剧因素。在《周礼》中方相氏蒙熊皮、戴黄金面具,上穿黑色的衣服,下穿朱红色的裙子,手里举着盾牌,搜索宫室里的疫鬼,并将其驱离。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方相氏还要负责为墓穴驱鬼,避免不是墓主人的野鬼享用墓主人该享用的祭祀。
而方相氏在墓穴中驱鬼的仪式被称为“丧家乐”,大概在汉末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勇敢,会故意在宴会上要求表演傀儡戏,并且唱挽歌。挽歌的主要内容是表达对死者哀伤的,这两种属于丧葬的仪式活动出现在婚礼上也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汉朝即将要灭亡的征兆。
傀儡戏来源于带有巫术性质的宗教仪式,即使后来不在丧葬仪式中表演,它的驱邪作用并没有退化,比如神庙落成、火灾等所谓“有妖气”的情形下会排演,并且禁止妊娠的妇女观看。一些地方将之称为“神戏”,内容以驱邪邀福为主,因此傀儡戏具有诡秘的神秘色彩,也是禁忌最多的民间剧种,平时很难看到,但祭祀妈祖生日这种盛会上却会表演。
紫禁城中有很多事并不是平民可以接触到的,甚至于那些“白丁”与举人这些参加科举的文人接触到的信息也不同。
清朝将首都定在BJ的是顺治皇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改国号为大清,当时的首都在兴京,后来又改在了“东京”辽阳。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在扩建沈阳后改为盛京,并将盛京作为都城。
皇太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躲避天花,但是这种瘟疫还是防不胜防,天花还是在皇宫中蔓延开来,甚至康熙皇帝之所以被选中成为皇帝,也是因为他出过天花。
热河避暑山庄的建立并不完全是因为皇帝喜好奢侈,避暑纳凉,你可以理解为那是个隔离区,这样就可以避免关外民族的首领和士兵将天花带进人口稠密的BJ,又或者是汉人将天花传染给那些关外民族。
即加强了中央和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降低了风险。
大玉儿是蒙古女人,她在草原上长大,对她来说蒙古是她的家乡,而爱新觉罗·福临则是在BJ城里长大的,他的老师几乎都是汉人,并且还是明朝状元,他甚至还能和曹本荣讨论《周易》,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满清是“马上得天下”,难道还要继续“马上治天下”?
作为一个满族统治者,顺治亲政后重用汉官,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范文程甚至出任了议政大臣,在这之前汉官从没有谁出任过这个职位。
努尔哈赤、皇太极等都规定,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顺治则不管这个规矩,谁的官衔大谁就掌印。
沙皇要满清承认是沙俄的殖民地,顺治要求沙皇反过来朝贡,沙俄和满清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一仗是顺治年间开始打的,一直打到康熙年间才签订条约。
换一个理解方式,唐代的李姓皇帝也是鲜卑族人,可是他们和汉族一起打突厥,又加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他们才成了华夏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属于帝王心术,一个街头杂耍艺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同样举人没有在西林觉罗家任职的经历他也不可能知道。有道是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不仅仅是因为仆人待人倨傲。
董鄂妃在宫里过得很惨,即便有错的并不是她。
她是嫁过人的,但顺治皇帝对她有种迷恋,就像一个游牧民族首领一样从满族军官手里要来,很快就成了皇贵妃。
别说被废为静妃的皇后,普通的嫔妃也嫉妒她,她所生的那个皇四子,只活了几个月就夭折了,女人或许不敢和男人一样拿着兵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可是对付一个婴儿还是敢的,诸如毒杀或者是用枕头盖住孩子的脸将其闷死,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也是因为女人之间的嫉妒开始的。
这种无影无形的手段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深信不疑。对于董鄂妃的死法,宫里众说纷纭。虽然西林觉罗氏在举人进入他们家的时候已经有点“昨日黄花”了,但他们到底是“张鄂之争”的鄂党党魁,鄂尔泰的家人,而张就是说的张廷玉了。
和珅最开始的住处并不是什刹海附近的豪宅,古代有一种刑叫“弃市”,也就是尸体执行死刑后不掩埋,而扔在那儿示众,明朝的刑场叫西市,西市里有一个有名的小吃,卖的是保定来的驴肉,生的熟的都有,逐渐那个地方被人称为驴肉胡同,刘墉家就在那儿。
和珅是正红旗的,驴肉胡同又恰巧是正红旗的领地,和珅就是在那儿出生的。
在元代以前那里属于郊区,忽必烈修元大都的时候那块地方才圈进城里,到了明朝成了处决犯人的刑场,袁崇焕就是在西市凌迟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和举人一样带了那么多盘缠上路,他有个“同期”就住在什刹海的庙里。
他一个外乡人哪里晓得那么多,有地方能落脚就不错了,有天夜里他挑灯夜读,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然后,他点的油灯就变成绿色的了。
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酷热难耐,他住的那件小屋却格外凉爽,然而再凉快也不至于大夏天冷到要生炉子取暖的地步。
他晓得那地方不能久待,连夜跑到了隔壁的真武祠,那是个道观,里面的道士跟他说了这些过往。第二天天一亮,就听说庙里死了人。
距离举人朋友所住不远的那个房间,在乾隆三十一年时就贴了封条,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让人进去住了。
等那人被抬了出去,寺里就又贴了一张封条,而寺庙的主持如“老僧入定”般法相庄严,好像他早已知道了要发生什么。
这分明就是个“兰若寺”,举人的朋友宁可去驴肉胡同租一个破烂屋,比邻着臭气熏天的牲口棚,也不再住那儿了。
后来他得了疟疾,丢了小半条命,虽然最后调养过来,在参加了乾隆三十四年的科举后就再也没有考了。
从顺治定都BJ后,清廷就往东北移民,往辽东开荒。到了乾隆五年因为移民过多,朝廷宣布禁令,却全然无用。
沿海只开了四个口岸,陆上怎么走却没人管,江南的丝织品和华中、华南的茶叶运到这里后,运到了辽阳、盛京、抚顺等地。他们再把人参、皮毛等物资送到内地的大城市,很快就发了财。
举人的朋友后来也“闯关东”去了,成了一个杂货店老板,虽然吃不起燕窝、鲍鱼、海参,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还是能吃得起的。
在他们那边还有“跳大神的”,那属于萨满,脸上带着个可怕的木头面具,身上戴着叮叮当当的铃铛彩带,但那和商周时期的东西并不一样。
虽然传教士们已经带来了日心说和天体运动仪,但康乾盛世期间的皇帝们却对那些高产的美洲农作物更感兴趣。有了这些农作物,即便吃不了米面,也可以用土豆红薯充饥。这导致了人口不断生育,弃婴和乞丐数量也增加了。
蛊,惑乱也。
《左传》有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山风蛊,乱极而治。
苏东坡讲:器久不用而虫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皆谓之蛊。
要治蛊必治**,在整治**时必须要“高尚其事”,保持自己高尚的气节。
王阳明将人的心比作一面镜子,只要被尘土蒙上了光明,照什么都是脏的,因此需要常常磨镜才能恢复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
这就很像神秀所说的: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休使惹尘埃。
至于慧能所说的境界,说起来容易,修起来太难了,别说慧能,王阳明说的“磨镜”都难以做到,毕竟不是谁都有那样的毅力,坚持自己的意志,毫不动摇的。就连王阳明去BJ后也正好碰上张居正改革,他也无可奈何得卷入了党争之中。
除了隐居山林之外,谁还能独善其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