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缔 第两千二百七十四章货殖律

原本的大宋是一个依照“祖宗之法”行事的国家，这里的“祖宗之法”不是律法而是祖宗的一言一行，甚至包括一些轶事。

大宋的“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因为开国之君的“英明神武”后世帝王对其开国祖宗，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态，也力图总结并继承他们的治道家法。

大宋开国不易，前车之鉴又太多，于是便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

但这样的“祖宗家法”制度在现如今的大宋早已不适用，赵祯制定宪法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大宋的“祖宗之法”，在赵祯看来，唯有制定缜密的律法和制度方能保证大宋前进的方向。

法律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人却可以不断的完善法律，因为人的思想是在不断进步的，世间万物也是在不断改变的。

恐怕太祖太宗以及真宗皇帝都不会想到，现如今的大宋已经免去了许多地方的农业税，百姓们已经不需要在为粮食发愁了。

最少购买粮食所占据的收入比例要降低许多，人们有更为富裕的钱财用来购买其他东西，以方便自己的生活。

大宋年岁大的人，长寿的人更是见证了这个过程，这样的改变岂能不大？

赵祯和范仲淹等许多改革派的朝臣一起见证了大宋改革带来的强大，即便是历史上那位反对派的中坚力量，现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的司马光都在上疏改革之事，可想而知大宋的改革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

律法的严明，治国用法，这是赵祯发现最好的传承办法，也是最符合当下乃至以后大宋的之国之法。

自己的前辈们曾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在提倡人治，提倡君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的同时，以君王治国。

但赵祯却在想办法让这个想法慢慢的淡去，慢慢的被人们所摒弃，以人治国，以天子治国，终究是会出现错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但律法不同，有了律法之后，按照律法来治国，即便是有不稳妥的地方，也不会出现大乱子，而这时候帝王的作用便可体现出来，改变律法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法。

这才是依法治国的精髓，当然，帝王也不可因此荒废政务，大量的事情还需要帝王亲自处理，治理灾害，发展国家，选用臣子等等等等…………

治国离不开法，也离不开人，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人定法，法束人，如此才是上上之策。

赵祯自己还是给了帝王应有的特权，改变律法便是帝王的特权之一，这不光是为了他自己考虑，也是为了后世子孙考虑。

当赵祯招手的时候，陈彤便知道了该做什么，官家有许多圣明的主意都是在这可大槐树下想起来的。

转头对内侍吩咐道：“掌灯！抬案！”

景福宫的庭院中立刻鲜活了起来，内饰们搬来桌案和上面的文房四宝，陈彤在摆上滴水研磨，巨大的宫烛被点燃。

赵祯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法”字，赵祯最擅长也是最喜欢的便是飞白，枯丝平行，转折时笔画突出，颇有力度，韵律感和节奏感极为突出。

法无常法，招无定招，这是武学的道理，也是治国的道理，眼下赵祯对待东城豪门的手段便是招无定招。

只要是能够打击东城豪门的手段，尽管使出来便是，哪里有什么规矩？

律法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改变，大宋的律法也是要跟着改变的，就如同眼下要实行的经济之法一样。

《货殖律》三个字几乎一气呵成的写下来，赵祯总算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时代还没有商业一说，多以商贾之道或是货殖之道来代替。

而经济一词往往代指：经世济民，指治国的才干，这词往往和商业不沾边。

货殖一词却出自《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里的货殖二字便已经作为指代经商盈利的意思了。

大宋的商业需要规范，不光要规范还需要拥有执行的力度，《货殖律》一旦颁布，不光是京城朝堂上的官员需要了解，三司的官员需要查证，地方州府，乃至县治之下的官员也需要熟读和运用。

否则《货殖律》便毫无意义可言，这是要和《皇宋宪法》以及《宋刑统》一起成为管控地方，维持地方稳定的所在。

大宋的经济活动之发达，即便是赵祯都为止瞠目的，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先行的资本主义形势，雇佣关系成为主要的存在，律法需要保护这些人的权益。

原本的汉家王朝主要矛盾在农民身上，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一时他们可以忍，若是让他们一世都要受到侵害，子子孙孙都要受到侵害，那么这些淳朴的农人就要造反。

农民起义在汉家王朝的历史上不在少数，但终结一个王朝的并不一定是农民起义，这大多是一个引子，证明了王朝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农民起义就是破了疮的脓，当他流出来的时候便说明这个王朝已经完蛋了，它的上层结构已经崩溃，**，渎职，怠政，昏庸，奸佞当道，等等现象已经频发，成为不可挽回的局面。

而现在，大宋的农人已经没有了造反的条件，土地兼并这个问题得到了赵祯最大程度上的改善，而粮食的价格也极为稳定，每年朝廷都要从司农寺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地方上传授种植经验和技巧，同时检查各地的农业发展。

虽然是在进行资本主义改造，但农业依旧是大宋的重中之重，只有在农业繁荣的时候才能出现商业繁荣，轻工业繁荣。

《货殖律》不光要保障工人的权益，同时也要保障市场的稳定运行，因为赵祯知道，一旦爆发工人起义，那所造成的危害恐怕会比农民起义还要剧烈。